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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討論「議題」|Discussing The "Issues"


文:吳莉瑋
圖:carbonated via photopin cc

本文是個人以推廣自我經濟主張為出發點,意譯 Murray Rothbard 所著之《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Discussing The "Issues"》作為引子,沒有營利行為也非正式翻譯,對於原文較拗口的部分會在盡量不更動原意下加註一些個人理解,對本書有興趣的讀者,建議可以到 Mises Institute 網站上下載到合意的各種電子書格式檔案進行閱讀。

Rothbard 在《Discussing The "Issues"》一文中,簡短地陳述媒體透過技巧性地控制「議題」的方法,來操作大眾的注意力以及輿論焦點,並舉出一些實例來說明媒體是如何利用「議題」的大帽子,在各種政治活動中達到轉移焦點、撇開真正棘手問題等替政客護航之目的。

討論「議題」|Discussing The "Issues"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根據不同人的個性,總統選舉年期間可能會低潮抑鬱或覺得是樂事。選舉期間令人困惑的面向之一,是可敬的媒體將重新定義我們的語言。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個半世紀前寫下「控制語言的人執掌權力」,而媒體則顯示出他們已經學會這點。例如,媒體在選舉期間總是假定哪些才是「議題」。如果候選人 X 發現它的對手 Y 有貪污嫌疑,媒體就會急於驚呼:「這是不相關的,你為什麼不談論真正的議題?」

在布希和杜卡基斯的競選期間,媒體把「經濟」渲染為唯一值得討論的議題,其他的都是分心的煙幕。有人會認為,這樣的重點將會取悅所有經濟學家,但如果你這樣想,你就不算是編制媒體的語義專家。所謂「經濟議題」,只能以某種預定的狹義方式進行討論,任何其他嘗試都會被粗暴地判定出局。

媒體關注的焦點相當合理地落在「經濟衰退」,但是,只在某些被允許的狹義層面上。由於經濟衰退,失業率飆升(缺乏就業機會)、保障性住房減少(無家可歸者),及增加的醫療成本使得可負擔的醫療服務減少,除了這些特殊的焦點外,財政赤字已飆升至一年四千億美元。

簡言之,就業機會、醫療照護、住房和其他物質的缺乏,不管是明示或暗示,都伴隨的聯邦政府必須大幅度擴大支,來完成提供這些服務或者是看到這些服務被提供的「責任」。任何站起來說「聯邦政府沒有責任提供這些服務」的人,當然,會被警惕的媒體指控是在迴避而不是討論「議題」。

在媒體術語裡,「討論」議題指的是接受媒體的前提定義,並在這些前提下進行技術性的討價還價。例如,如果你說「國民健康保險等於是醫療服務公費化」,你會被指控「使用恐慌性字眼而不是討論議題」。任何認為社會主義或集體主義是重要問題的人,很快地就被撇到一邊。

但是,討論到聯邦政府數千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呢?啊,包治百病當然要大幅增加稅收。任何提出減稅並呼籲排斥加稅的主張都只是神話。雖然一般公眾可能仍對減稅的主張感到讚賞,他們通常被學者和媒體精英重度填塞完全相反的訊息:建議加稅是「面對議題」,是勇敢、負責任的等等等。

窄軌的討論也替華盛頓的政策書呆子帶來優勢,一些「立場應該中立」的「專家」準備好要丟出針對加稅政策或其它類似政策的所謂定量分析。因此,產生了這個未意識到的景象:候選人 A 建議加稅;對手 B 指控 A 的建議將耗費中產階級納稅人 X 億美元;A 指責 B「說謊」,因為 B 提出了與 A 不同的加稅建議,但有同樣的後果。

最惱人的是媒體對於他們的指控所做的「修正」:在紙上或網站上聲名「事實上」B 的加稅將花費納稅人 Y 億美元。媒體「修正」最令人討厭的,因為每個人知道,每個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都會對己方計畫做最好的估算,而把對方計畫做最壞的估算,但媒體卻把自己的偏見偽裝成客觀的真理和專業知識。

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人知道這些計劃的真正花費。這些被視為福音真理並當作「事實」的數字,都依賴於各種荒謬的假設。例如,他們都假設不同經濟變量間的定量關係,會持續過去幾年間的表現趨勢,然而,這些經濟變量卻是以不可預測的方式發生變化。

不然,為什麼沒有電腦經濟學家和政策書呆子有預測出目前的經濟衰退?沒有一個預測得出此次衰退的長度和深度?正因為這次經濟衰退,就像所有的經濟衰退一樣獨一無二,如果不是一些數字的突然變化,就不會出現經濟衰退,我們仍然可以享受一個看似平靜的繁榮。正如前德國銀行家 Kurt Richebächer 在《貨幣和信貸市場通訊》(Currency and Credit Markets)中指出,現代的經濟學家不再像在 1920、30 年代時思考,他們只是輸入過時的數據,然後疑惑著為什麼預測趨勢的結果為繁榮。

下面是永遠上不了媒體「議題排行榜」的建議:是的,赤字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擺脫赤字的方法絕對不會是在經濟衰退期間加稅,而是削減政府支出。相較於傳統的媒體學,加稅除了以技巧性的計算方式呈現外,並不等於削減支出。增加稅賦或政府支出,危險地加劇了不事生產的公共部門對於日益貧困的生產性私營部門的寄生負擔,而減少稅賦或政府支出,卻能減輕生產性私營部門的枷鎖。

長遠來看,正如我們所目睹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寄生於私營生產部門的公共部門,在寄生的過程中不僅破壞、損害了私營生產部門,甚至也損害到公共部門自己。但諷刺的是,那些關注環境狀態、地球永續的左派自由主義者,卻採取一種短視的角度看待經濟:只有眼前的問題才算數,儲蓄者,投資者和企業家,誰在乎?

要削減哪部分的政府預算?最簡單的方法是最好的:只要通過一項覆蓋所有現存法律的新法,限制所有聯邦政府機構不准花超過「某一年」的支出,這個「某一年」越早越好,不如就定在 1979 年如何?那年聯邦政府共支出 5040 億美元。只要立法限制任何機構的支出都不能超過 1979 年的支出數字,那些 1979 年以前不存在的機關,如果他們願意的話,當然也可以生存-零預算。

當然,這個建議對於那些編制下的政策書呆子而言,過於簡單,也過於激進。根據定義,它也不會出現在官方專欄的「討論議題」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