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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顯示的是 五月, 2014的文章

【電子書】戰爭集體主義|War Collectivism

文/圖:吳莉瑋
封面照片來源:Peter E. Lee via photopincc

Rothbard 簡明整理出美國如何從建國時的「自由放任經濟」轉變成如今由政府與大企業聯手統治的「混合經濟」,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這些轉變的重要分水嶺。

透過戰爭這個催化劑,大企業既得利益者與政府緊密合作,再搭配所謂「新自由主義」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鼓吹與宣傳,裹著糖衣的重商主義就這麼重新粉墨登場,遺毒直至今日、影響範圍遍及全球。

書中分成兩部份,第一部分討論政府與大企業間的合縱連橫,Rothbard 首先整理一戰前後龍頭企業如何透過政府組織實行產業卡特爾化以消除同業競爭的脈絡,從積極促使美國參戰到熱情與統籌支持各種戰備委員會,這些急欲擺脫自由經濟下嚴酷競爭的大企業領導人,以愛國與效率之名實施合作壟斷之實。

第二部分,點出宗教人士、婦女團體,以及學者等知識份子,在塑造輿論以及思想宣傳戰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與政府還有大企業合作,替集體主義打造理論、尋覓開脫理由,其中,我讀得最興致盎然的部份,要屬學者們以學術中立的學者身份來包裝自己,到政府部門中跪求鐵飯碗的軼事。

很久沒有成冊譯文集結,所以這次花了些時間來替久違的心血排版。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 mises.org 上下載原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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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Angela Leese via photopincc

統計是現代政府的重要必須,儘管統計常常被貶低。政府若沒有統計部門與機構,甚至不能控制、規管,或計畫任何一部分的經濟。若除去政府的統計,政府將變成盲目又無助的巨獸,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做為回應,企業公司也同樣需要統計來運作。但企業所需的統計,不管在質或在量上都遠遠小於政府所需的統計。企業可能需要在自己相關經濟領域裡的統計數據,但僅止於價格與成本;企業很少需要廣泛地蒐集資料,或者是掃描全面性的合計。企業或許可以依靠其私人蒐集的非共享資料。此外,許多經營知識都來自定性,而非定量的資料,而且都是針對特殊時間、範圍與地區。但政府官僚如果被迫限於定性資料,那就什麼也做不了。由於政府機構不受限於利潤與虧損這個效率測試,也不受限於服務消費者的需要,而是直接從納稅人手中徵用資本與運作費用,並且被迫遵守既定的官僚規則,一個缺少了大量統計的現代政府,什麼都做不了。[73]

因此,一戰的重要性,不僅止於提供權貴們集體主義經濟,還大幅加速了政府吸納統計學家與統計機構的發展,許多人士在戰後仍留在政府體系中,替下一次跳入權力核心作準備。

當然,Richard T. Ely支持這種「蒐集並理解」的方式,在事實蒐集的協助下,「打造社會工作的力量並改善現有條件」。[74] 更重要的是,政府將開支增長的主要理由與其統計與經驗資料相結合:「經濟學與統計學的發展,加強了透過集約手段來處理社會問題的信心。這也增加了政府的統計部門與其他政府的事實蒐集活動。」[75] 早在1863年,柏林國際統計大會的美國代表Samuel B. Ruggles,就宣稱「統計就是政府官員的眼睛,讓他能夠以清晰又全面的角度來調查政治、經濟體的整體結構」。[76]

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剝奪了這些視覺手段,政府官員再也不能干預、控制與規畫。

此外,針對不同種類的政府干預,政府顯然需要統計數據。除非政府蒐集失業率的統計數字,否則就不能介入緩和失業率,其他這類政府干預也是如此。美國勞工委員的先驅之一Carroll D. Wright,深受著名統計學家兼歷史法學家Ernst Engel的影響,Ernst Engel是普…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 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ack in the race ✈︎ via photopincc

一戰也美化了知識份子擔任國家公僕、國家規則之新夥伴等新興概念。在這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新融合中,彼此變成對方的有力支援。知識份子可以替國家擦屁股,並合理化國家的所作所為。國家也需要知識份子來擔任社會、經濟之規劃者與管制者的重要職務。此外,國家也替知識份子提高進入各種專門職業的門檻,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的收入與聲望。一戰期間,歷史學家在提供政府宣傳的工作中尤為重要,幫助政府說服民眾,綜觀歷史及其凱薩式體制,德國是如何特別地邪惡。經濟學家,特別是經驗主義經濟學家與統計經濟學家, 則在規劃與管制國家戰時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戰爭宣傳機制中歷史學家的精湛演出已經被廣泛地研究;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角色比較沒那麼亮眼,加上所謂的「中立價值觀」,相對而言受到很少的研究關注。[57]

儘管將19世紀經濟學家統括為自由放任主義是個被用爛的一般化論點,但推論經濟學確實仍是反對政府干預的堅實壁壘。基本上,經濟理論說明了自由市場蘊含的和諧合作與秩序,也說明了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破壞性扭曲與經濟動盪。因此,為了讓國家主義來主導經濟學界,抹黑推論經濟學成為重要工作。要達到抹黑的目的,灌輸新觀念是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所謂「科學」,為了要成為「真正的科學」,經濟學必須要避開概括性的推論式法則,只能單純論究實際上的歷史事實,冀望某天經濟法則就會從這些細節研究中浮現。

因此,歷史法學(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奪下德國經濟學原則的主導權,不只大膽宣言要投入國家主義與政府控管,也宣言反對「抽象」的政治經濟推論法則。Ludwig von Mises後來將這種思想稱為「反經濟學」,而這批人是在經濟專業人士中第一批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歷史法學的領袖Gustav Schmoller驕傲地宣稱他與同事在柏林大學的主要工作,就是塑造「Hohenzollern王朝的知識份子保鑣」。

1880到1890年代期間,歷史與社會科學界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紛紛前往博士之家的德國留學,並取得學位。他們在受到「新」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的薰陶後回到美國,在大學與新成立的學院中任…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NEW REPUBLIC》雜誌的集體主義者們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Stuck in Customs via photopincc

《New Republic》雜誌創刊於1914年,為進步主義的領導知識器官,也是蓬勃發展之大企業利益聯盟的實例,具體而言,就是摩根家族與數目增長的集體主義知識分子集團。《New Republic》的創辦人兼發行人為Willard W. Straight,同時也是J.P. Morgan & Co.的合夥人,他繼承財富的老婆Dorothy Whitney就是他的金主。這份具影響力之新興周刊的主編Herbert David Croly是集體主義老將,同時也是羅斯福新民族主義(New Nationalism)的理論家。Croly下的兩個編輯分別是Walter Edward Weyl與Walter Lippmann。Walter Edward Weyl也是新民族主義的理論家。年輕的Walter Lippmann則是校際社會主義社會(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野心勃勃的前正式人員,未來的權威人士。儘管《New Republic》一開始偏好羅斯福主義,但是,當威爾遜開始將美國帶入一戰時,《New Republic》就成為戰爭的熱心支持者,簡直就是威爾遜的戰爭工作、戰時集體經濟,與戰爭形成之新社會的發言人。

在高層次理論的領域中,哥倫比亞大學的實用主義者John Dewey教授,無疑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的領導者,不管是一戰前、一戰期間,或者是一戰後。Dewey頻繁地替《New Republic》為文,顯然已是它的主要理論家。Dewey是出生於1859年的洋基人,其父親是Vermont的小鎮雜貨商[42] ,正如Mencken所述,他「擁有Vermont地區的鐵票,同時也是最高節制主義者」。雖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實用主義者與世俗人文主義者,但這個事實鮮為人知,1900年前,Dewey以後千禧虔信主義者的身分出名,透過擴張科學、社群與國家的方式,追求基督化社會與神之國度。1890年代期間,Dewey以密西根大學哲學教授的身分,在一系列基督教學生協會的講座中,闡述了他的後千禧虔信主義願景。Dewey主…

【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拯救大兵免於酒精與惡習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Randy Son Of Robert via photopincc

婦女組織的主要參戰貢獻之一,是為了解救美國士兵免於暴戾與惡魔蘭姆酒之威脅所作的協作努力。除了在國內每個軍事基地的鄰近區域建立嚴格禁酒區之外,1917年5月的《選擇性禁止法》也在軍事基地外大範圍地禁止賣淫活動。為了實行這些規定,陸軍部建立了訓練活動委員會(Commission on Training Camp Activities),美國海軍隨後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這兩個委員會都由Raymond Blaine Fosdick領導,他是這份工作的首選、進步主義紐約客、市政改革者,同時也是Woodrow Wilson的前學生與弟子。

Fosdick的背景、生活與職業生涯,都是當時進步主義學者與政治運動家圈子中的愛國主義者。Fosdick的祖先是來自Massachusetts和Connecticut的洋基客,他的曾祖父是駕車西征到紐約水牛城,成為洋基地區心臟地帶前沿開墾者的先鋒。Fosdick的祖父是浸信會的虔信佈道者,同時也是禁酒主義者,他與牧師的女兒結婚之後,一生都在水牛城從事公立學校教師的工作。Fosdick的祖父後來成為水牛城的督學,終生努力於推廣、強化公立學校體系。

Fosdick的直系血親也沿襲這條脈絡。他的父親也是水牛城的公立學校教師,最後升為高中校長。他的母親則是虔誠的虔信教徒,也是禁酒主義與婦女選舉權的忠實擁護者。Fosdick的父親是虔誠的新教徒與「狂熱」共和黨人,Fosdick的中間名以其父親心目中的英雄為名-緬因州共和黨老將James G. Blaine。Fosdick的三個孩子,長子Harry Emerson、Raymond,與Raymond的雙胞胎妹妹Edith,在這樣的氣氛之下,也都將畢生投入虔信主義與社會服務。

Fosdick在紐約當局活躍的時期交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朋友-John D. Rockefeller, Jr.。John跟他父親一樣是虔信浸信教徒,他在1910年擔任特殊大陪審團的主席,試圖將掃蕩紐約的所有賣淫活動。對於Rockefeller來說,掃黃成為其畢生的十字軍戰爭。他堅信必須要透過嚴格的手段,移除、隔離並地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