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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政府及統計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Angela Leese via photopin cc

統計是現代政府的重要必須,儘管統計常常被貶低。政府若沒有統計部門與機構,甚至不能控制、規管,或計畫任何一部分的經濟。若除去政府的統計,政府將變成盲目又無助的巨獸,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做為回應,企業公司也同樣需要統計來運作。但企業所需的統計,不管在質或在量上都遠遠小於政府所需的統計。企業可能需要在自己相關經濟領域裡的統計數據,但僅止於價格與成本;企業很少需要廣泛地蒐集資料,或者是掃描全面性的合計。企業或許可以依靠其私人蒐集的非共享資料。此外,許多經營知識都來自定性,而非定量的資料,而且都是針對特殊時間、範圍與地區。但政府官僚如果被迫限於定性資料,那就什麼也做不了。由於政府機構不受限於利潤與虧損這個效率測試,也不受限於服務消費者的需要,而是直接從納稅人手中徵用資本與運作費用,並且被迫遵守既定的官僚規則,一個缺少了大量統計的現代政府,什麼都做不了。[73]

因此,一戰的重要性,不僅止於提供權貴們集體主義經濟,還大幅加速了政府吸納統計學家與統計機構的發展,許多人士在戰後仍留在政府體系中,替下一次跳入權力核心作準備。

當然,Richard T. Ely支持這種「蒐集並理解」的方式,在事實蒐集的協助下,「打造社會工作的力量並改善現有條件」。[74] 更重要的是,政府將開支增長的主要理由與其統計與經驗資料相結合:「經濟學與統計學的發展,加強了透過集約手段來處理社會問題的信心。這也增加了政府的統計部門與其他政府的事實蒐集活動。」[75] 早在1863年,柏林國際統計大會的美國代表Samuel B. Ruggles,就宣稱「統計就是政府官員的眼睛,讓他能夠以清晰又全面的角度來調查政治、經濟體的整體結構」。[76]

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剝奪了這些視覺手段,政府官員再也不能干預、控制與規畫。

此外,針對不同種類的政府干預,政府顯然需要統計數據。除非政府蒐集失業率的統計數字,否則就不能介入緩和失業率,其他這類政府干預也是如此。美國勞工委員的先驅之一Carroll D. Wright,深受著名統計學家兼歷史法學家Ernst Engel的影響,Ernst Engel是普魯士皇家統計局(Royal Statistical Bureau of Prussia)的頭兒。Wright以「改正產業與社會之不幸關係」為由,蒐集失業相關的統計數據。Engel的一位前學生Henry Carter Adams,就像Ely一樣是個國家主義的進步派「新經濟學家」,成立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的統計部(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他相信「逐漸增加的政府統計活動,將是政府控管產業間自然形成之壟斷的基礎」。另外,耶魯大學教授Irving Fisher,敦促政府穩定價格,他為此寫了《The Making of Index Numbers》來解決指標數字的可靠度問題。「在我們能夠克服這個困難之前,穩定物價很難成為真實。」

Carroll Wright是波士頓人,同時也是一位進步主義改革者。Henry Carter Adams是愛荷華州公理會牧師的兒子,他在他父親的組織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中就學,但很快就放棄這條路。Adams設計了州際商務委員會統計部的會計系統。這個系統「將是管制公共實務的典範,由此開始拓展至全世界」。[77]

Irving Fisher是羅德島公理會虔信牧師的兒子,雙親都具老洋基血統,他的母親是嚴格遵守安息日的教徒。正如其子與傳記作家形容他的「十字軍精神」,Fisher是個改革癖,呼籲要徵稅實施無數的進步主義措施,包括世界語、簡化拼字,以及曆法改革。他特別熱衷於「根除文明的惡習,如酒精、茶、咖啡、菸、精製糖,和漂白的麵粉」。[78]

在1920年代,Fisher是所謂經濟與社會之「新時代」(New Era)的領導提倡者。他在1920年代發表了三本書,讚揚崇高的禁酒實驗,他也讚美Benjamin Strong州長與美聯儲,因為他們聽取自己的建議,擴張貨幣供應與信用,從而將整體物價保持在幾乎一致。因為美聯儲成功地採用了Fisher派的物價穩定措施,Fisher確信未來將不再出現蕭條,他在1930年代還出了一本書,宣稱不會出現股市崩盤,股價將很快回彈。Fisher在整個1920年代都堅信,在全面性物價平穩的狀況下,沒有什麼好去擔心個股狂熱。同時,他將自己的理論據以實踐,把妻子所繼承的大量資產投入股市。在股市崩盤後,他耗盡了妻子與其姐妹的資產,並在當時瘋狂地鼓吹聯邦政府通膨貨幣與信用,把股價重新拉抬至1929年的水平。儘管他耗盡了兩家子的財產,Fisher最後還是找到了方法,把崩盤的錯推給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79]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在Wesley Clair Mitchell對於政府在一戰期間蓬勃發展統計的重要性中,Mitchell對統計的看法相當關鍵。[80] Mitchell是一位制度主義者,他是Thorstein Veblen的學生,也是現代經濟學統計研究的主要創始人,顯然,Mitchell立志要打好「科學化」政府規畫的基礎。如Dorfman教授,Mitchell的友人兼學生所述:

「顯然,現在最需要的社會干預類型,就是提供確切技術來掌控社會系統,替其社會成員達到最適當的效益。」(引述Mitchell)為了這個目標,他一直在努力延伸、改善、優化資料蒐集與解讀的方法…Mitchell相信,商業週期的分析…可能會指出控制商業活動以達成有序社會的手段。[81]

又或者,如Mitchell的妻子兼共同研究人在回憶錄所述:

他(Mitchell)預見政府在理解經濟與社會問題中能夠發揮的巨大貢獻,但前提是,目前由各聯邦機構各別蒐集的統計數據,可以被系統化並好好規畫,以讓這些資料的相互關係能被好好研究。這種發展社會統計「不僅是一種紀錄,更是社會規畫之基礎」的概念,很早就融入Mitchell的研究中。[82]

一戰期間統計學的擴張活動中,特別重要的是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自由派企業人士所發起的堅持,要求投票性的決策必須逐漸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取代。投票性或立法性決策系統,不僅一團糟、「低效率」,更會導致國家主義被嚴重抑制,就像19世紀民主黨的極盛時期那樣。但如果大量政府決策由行政與技術官僚體系所作,不斷膨脹的國家權力就能保持灰色地帶,不被檢驗。自由放任派的民主黨在1896年崩解後,在政府單位留下行政派與社團主義派急於填補的權力真空。

因此,諸如全國公民聯盟(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那樣勢力龐大的社團主義大企業團體,不斷鼓吹政府決策應該交給高效技術人員決定的概念,也就是所謂價值中立的專家。簡言之,政府應該全方面地「去政治化」。而那些戴著經驗主義、精確量化,與非政治化價值中立光環的統計研究,在這波鼓吹風潮中排到前列。在直轄市中,這波進步主義運動,把政治決策從社區選舉的手中,挪到市立專業經理人與學校管理者手中。可以推論,工人階級、德裔路德派與天主教派族群手中的政治權力,不斷地被轉移到上層階級的虔信派企業團體。[83]

當歐洲進入一戰時,由進步主義知識分子與社團主義商人所組成的聯盟,已經準備好要全國性地贊助所謂的客觀統計研究機構與智庫。David Eakins相當貼切地簡述了這群人的觀點:

這些人在1915年作出結論,事實蒐集與政策決定必須要獨立於階級鬥爭,並從政治壓力團體中解放。這些專家相信,帶來工業和平與社會秩序的改革,只會在客觀事實調查者(譬如他們自己)與清醒又可敬之組織(譬如那些只有他們能夠成立的組織)的主持下達成。改善資本主義制度,只能全心仰賴超然於喧囂選票性政治決策的專家。這些宣傳重點都強調著效率,以及選票性政治決策的低效率。這波將全國經濟與社會政策獨立於傳統選票性政治決策體系的風潮,在美國正式加入一戰之前,就已經逐漸興起。[84]

部份社團主義商人與知識分子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資助這些統計研究機構。哈佛大學秘書Jerome D. Greene在1906到1907年間,協助在哈佛建立了周二傍晚俱樂部(Tuesday Evening Club)的精英聚會,討論經濟與社會科學的議題。Greene在1910年升到另一個各具影響力的職位,成為洛克菲勒醫藥研究所的總經理,並在3年後成為有權有勢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CEO。Greene立刻著手,用洛克菲勒基金會來資助建立經濟研究機構,他於1914年3月在紐約召開一個探索小組,由他的經濟學友人兼導師Edwin F. Gay主持,Edwin F. Gay是哈佛商學院的首任院長。這項發展的構想是讓Gay成為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這個新興「科學」與「公正」組織的頭兒,該組織將會用來蒐集統計事實,並由Wesley Mitchell來擔任主任。[85]

然而,John D. Rockefeller, Jr.顧問中的反對派聲音,壓過Greene的勢力,使得這個機構的計畫夭折。[86] Mitchell和Gay努力不懈地持續進行,但這次改由Mitchell的老朋友領頭,這人就是AT&T的副總兼統計長Malcolm C. Rorty。Rorty發聲支持由一群進步主義統計學家與商人所提出的概念,這群人包括芝加哥商業出版商Arch W. Shaw、美國商會的E.H. Goodwin、GE的總裁特助兼統計人員Magnus Alexander(GE跟AT&T一樣是摩根派企業)、Richard T. Ely在威斯康辛州時的副官兼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以及前馬克斯主義統計學家Nahum I. Stone。Nahum I. Stone是「科學管理」運動的領導者,也是Hickey Freeman服裝公司的人事經理。這群人在美國參與一戰之時正在試圖成立「全國收入委員會(Committee on National Income)」,但是他們的計畫被迫暫時擱置。[87] 然而,戰爭結束之後,這群人在1920年成立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88]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直到戰爭結束後才真正成形,但在那之前,另一個由類似立場之族群所成立的組織,成功贏得Greene與Rockefeller的支持。Raymond B. Fosdick在1916年成立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 IGR)。[89] 由於IGR的出身來自於漸進式市政改革與政治科學領域從業人員,IGR所關注的重點和國家經濟研究院那群人有一些不同。漸進式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私人的改革研究機構,作為進步主義技術專家與社會科學家為首的無黨派組織,以效率為訴求,企圖將政策決定權從「腐敗」的民主體制中奪下。主席William Howard Taft,預見預算執行過程中權力將集中在預算執行者身上的潛力,在1910年指派「預算之父」政治科學家Frederick D. Cleveland,擔任經濟與效率委員會(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的頭兒。Cleveland過去是市政研究室紐約分局的頭兒。Cleveland的委員會裡有Frank Goodnow與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Frank Goodnow是政治科學家與市政改革者,除了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公法教授外,同時也是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首任主席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是Ely的學生,人口普查局的助理署長,之後成為美國勞動立法協會的會長。[90] Cleveland的委員會相當興奮地告訴Taft主席他想聽的話,建議執行徹底的行政改革,成立中央行政管理局(Bureau of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提供「統一的信息,成為政府的統計胳膊」。這個新機構的心臟是預算部門,這個預算部門將在主席的授意下,發展並呈報「由國會資助的聯邦政府年度預算」。[91]

當國會拒絕了Cleveland委員會的提議後,新懷不滿的技術人員們決定要在華盛頓成立政府事務研究院來爭取類似改革。有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穩定資助,Goodnow出任IGR主席,Willoughby則擔任理事。[92] Robert S. Brookings則負責籌措資金。

美國宣布參與一戰時,現任與未來的NBER、IGR領導們人都在華盛頓,成為集體化戰爭經濟的關鍵人物與統計人員。

當時,這波在一戰期間新崛起的經濟學家與統計人員中,權勢最大的要屬Edwin F. Gay。而Arch W. Shaw這位戰時經濟規畫的死忠派,在美國一參戰後,就被指派擔任國防委員會(Council for National Defense)新成立之商務經濟委員會(Commercial Economy Board)的頭兒。[93] Shaw就讀於哈佛商學院,也曾任職於校務委員會,他將商務經濟委員會塞滿了哈佛人;他的秘書是哈佛經濟學家Melvin T. Copeland,其他成員則包括Dean Gay。

這個委員會不久後就變身為有權有勢的WIB保存部,透過消除產品多樣性、實施強制性標準化等手段,專注於限制產業競爭,這些動作都用「保存」資源以支持戰爭的名義進行。譬如,服裝業不斷地抱怨因為款式眾多所造成的嚴重競爭,因此,Gay敦促服裝業成立交易協會來跟政府合作,抑制過量競爭。Gay同時也試著組織烘焙業者,讓他們不需要再遵從回收零售業中過期或未出售之麵包的傳統作法。到了1917年底,Gay厭倦了自願性的勸導,改而敦促政府使用強制性措施。

Gay的主要權力來自於1918年初的航運局(Shipping Board),該組織正式國有化所有的海洋運輸,並決定大幅限制民間貿易的船舶使用,將大量的運輸資源用來輸送美國軍隊前往法國。Gay在1918年1月以「特別專家」的身分接受航運局指派,但他在不久後就成為這項限制民間資源並轉為軍用之措施的靈魂人物。Edwin Gay不久之後成為WIB的成員,擔任統計部門的頭兒,負責發行進口允許的有限執照。Gay的頭銜包括:航運局統計司負責人、戰爭貿易委員會的航運局代表、勞動部統計委員會負責人,以及WIB規畫與統計部的負責人。除此之外,他還是新成立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的負責人。這個中央規畫與統計局成立於1918年秋,當時威爾遜總統下令WIB主席Bernard Baruch每個月要呈報政府所有戰爭活動的報表。這個「概念」演變為中央規畫與統計局,直接對總統負責。近期的一位歷史學家闡述了這個組織的重要性:

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代表著動員時期統計分部的「高峰」,扮演著「預言家與先知」,在這段時期內統籌上千名員工進行研究,負責讓總統能夠精確地綜觀整個經濟局面,逐漸成為「中央統計委員會」。在戰爭的後期,該機構成立統計工作的訊息交流中心,組織、聯絡所有戰爭委員會旗下的統計員,並且替所有戰時官僚機構集中處理、產出資料。到了戰爭末期,Wesley Mitchell回憶道:「我們當時得以發展聯邦統計首次出現的系統化組織。」[94]

不到一年,Edwin Gay就從特別專家一路爬到聯邦統計機構中無庸置疑的皇帝,擁有超過千名直接聽從他指揮的研究員與統計員。難怪Gay在看到他這麼努力維護的美國勝戰後,並沒有如預期般開心,他將停戰視為將他「拖入泥沼」的「個人打擊」。正當他的統計與管控帝國正要開始凝聚發展成為強大機器的時後,突然就迎頭而來一個「慘淡停戰」。[95] 這可真是一個和平的悲劇。

Gay闊氣地繼續運作這個機器,不斷抱怨著他的助手紛紛被調職,憤恨地譴責那些出於奇怪原因而在停戰後呼籲立即結束戰時控管措施的「餓鬼豺狼」,就連那些曾經親近的外貿與航運人士也是如此。但是骨牌一個接一個地倒,儘管Baruch與許多戰時控管人員努力奔走,WIB與其他戰時機構仍漸漸消失。[96] 曾有那麼一陣子,Gay把他的希望放在中央規畫與統計局(Centr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Statistics,CBPS)上頭,在一場激烈的官僚較量中,Gay試圖要安插關鍵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到凡爾賽和平會議中,作為美國代表的顧問,從而把代表著House上校的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撇到一邊。儘管Gay在這場較量中獲得勝利,一份共8卷的CBPS報告,由CBPS的歐洲小組領頭-戰爭交易委員會的John Foster Dulles,親手送進凡爾賽會議中,最終仍然沒能在條約上發揮什麼影響力。[97]

和平終於不可撤回地到來,Edwin Gay在Mitchell的支持下,盡最大努力要將CBPS保留下來,成為和平時期的永久性機構。Gay主張這個無疑地將由他本人繼續領導的機構,將會繼續提供國際聯盟資訊,除此之外,還能作為總統的工具,打造出像舊塔夫脫委員會(Taft Commission)設想中的行政預算。CBPS成員兼哈佛經濟學家Edmund E. Day,貢獻了一份備忘錄,勾勒出這個組織在解除動員與重建過程中的幾個特定任務,另外還寫著這個組織在和平時期成為永久性政府機構的理由。這些任務中的其中之一,就是從事美國企業狀態的「持續性研究」。就像Gay對威爾遜總統所說的那樣,他用他最喜愛的有機體譬喻,說這個永久性的組織就像「廣大又複雜之政府機構的神經系統,提供控制大腦(總統)必要資訊,以便大腦指導各成員進行高效率地運作」。[98] 儘管總統本人「相當認同」Gay的計畫,但是國會拒絕此項提議,中央規畫與統計局在1919年1月30號與戰爭交易委員會一起正式解散。Edwin Gay這下將不得不從私人或至少半私人的機構中另謀出路。

但Gay與Mitchell並非就此被否定,特別是對Brookings-Willoughby集團而言。後者的目標更為漸進,而且手段稍有不同。在《New York Evening Post》被Gay的友人兼摩根合夥人Thomas W. Lamont收購後,Gay成為改組後《New York Evening Post》的編輯。Gay也在1920年協助成立國家經濟研究院(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Gay出任首屆院長,指派Wesley C. Mitchell擔任研究總監。政府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也達成其主要目標,於1921年在財政部底下設立預算局(Budget Bureau),IGR的總監William F. Willoughby協助草擬設立預算局的法案。[99] IGR這群人很快地就把經濟學家也納入旗下,由Robert Brookings與耶魯的Arthur T. Hadley領頭,設立了經濟研究所,由經濟學家Harold G. Moulton擔任總監。[100] 這個由卡內基公司資助的經濟研究所,後來與IGR一起合併到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Edwin Gay在成為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這個極具影響力之新機構的財務秘書兼研究委員會主管後,轉而走往對外政策的領域。[101]

在政府統計的領域中,Gay和Mitchell最後找到了一個較為漸進但是也較長線的路,他們和Herbert Hoover合作,也就是不久後的商務部長。Hoover在1921年初獲得部長位置後,他就擴編普查諮詢委員會,將Gay、Mitchell和其他經濟學家納入旗下,並開始實施每個月一次的企業現狀調查(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這份調查的目的是用來提供各合作交易協會相關訊息,透過這些企業訊息的供應,讓這些協會在Hoover的協助下,卡特爾化各自的產業。

商業秘密是競爭力的關建武器,與其相反的是,資訊的公開化與分享,則是卡特爾團體規範其成員的重要工具。企業現狀調查,由合作產業與技術期刊提供生產、銷售與庫存的現狀,讓這些資訊變得容易取得。Hoover同時也希望透過這些服務,到最後,「這些統計專案能夠提供打擊恐慌與投機情況的必要知識與遠見,預防產業病入膏肓,指導決策的作成,達到穩定而非家具商業週期」。[102] 在宣傳卡特爾原則的過程中,Hoover遇到一些阻力,分別來自抵制問卷與共享商業秘密的商人,以及司法部。但是,身為強大的帝國建造者,Herbert Hoover找到辦法攫取到美國財政部的統計服務,建立「節約分部」來整合企業與交易協會,持續進行並擴展戰爭期間的「保存措施」,執行強制性的標準化,並限制具競爭力之產品的數量與種類。Hoover指派了工程師兼公關Frederick Feiker擔任執行這個計畫的助理秘書,Frederick Feiker是Arch Shaw出版帝國的關係人。Hoover另外還挖到了一個頂尖助理兼終生弟子-准將Julius Klein,他是Edwin Gay麾下的人物,負責擔任美國商務局拉丁美洲分部的頭兒。作為商務局的新頭兒,Klein組織了17個新的出口分部,讓人聯想到戰爭集體主義期間的商品分部,每一個出口分部都由來自相應產業的「專家」組成,每一個出口分部都常態性地與相對應的產業諮詢委員會合作。Herbert Hoover在1921年期間發表了一系列的著名演說,強調良好設計下的政府貿易計畫與國內經濟計畫,不但能在重建中扮演「刺激者」,同時也是永久性的「穩定者」,而且還能避免諸如廢除關稅或削減工資這類不幸的措施。而最佳武器,不論是國際或國內貿易,都將是透過政府與產業間「動員合作」的「節約」。[103]

停戰協議後的一個月,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與美國統計協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在維吉尼亞州的Richmond聚會。一群站在政府規畫新世界前沿的人們發表著演說,在社會科學的協助下,目標就在前方不遠處。Wesley Clair Mitchell在其對美國統計協會的演說中,宣稱這場戰爭「促進統計的運用,不僅止於目前已經作過的事,更揭示了未來的規劃應該要怎麼做」。就像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個春季班的期末演說所說的那樣,這場戰爭表明了這個社會希望實現的偉大目標,「不久的將來這些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就能實現」。

他補充:「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這麼地迫切需要科學規畫下的社會改變,而用更聰明的方法來實現這些改變的機會,也從來沒有這麼大過。」他認為,和平將會帶來新的問題,不過各國看來「不太可能捨棄他們克敵的那套中央化管理方法,來解決重建家園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但謹慎的經驗主義者與統計學家們也提出警告。大規模的社會規畫需要「對於社會現狀的正確理解」,這些理解只能透過社會科學的耐心研究來提供。就像Mitchell在8年前寫給妻子的信中所強調的那樣,在政府的干預與規畫中,最需要的就是物理科學與工程科學的應用,特別是精確的定量研究與數據。Mitchell對那些統計學家說,與定量的物理科學相比,社會科學還是「不成熟、投機性質,且充滿爭議」與階級鬥爭。但是,透過對於那些「可以用數學公式表達,且能預測族群現象」的那些精確、「客觀」論述的普遍接受程度,讓定量性的知識得以取代這些鬥爭與衝突。Mitchell認為,統計學家的論述「不是對就是錯」,而且也可以簡單地被說明。他勾勒出藍圖,認為在對於事實理解的精確知識下,我們將能夠達到「具有智慧的實驗與細節規畫,而不是社會鼓動與階級鬥爭」。

為了實現這些重要目標,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將會提供關鍵的元素,我們將「越來越仰賴訓練有素的專家來替我們規畫改變,我們必須追蹤他們,並建議調整的方向」。[104]

在相同的脈絡下,1918年的體制派經濟學家們,對於耶魯經濟學家Irving Fisher富有遠見的演說感到不亦樂乎。Fisher期待迎接一個經濟上的「世界重建」,一個提供經濟學家們發揮建設性所長的大好機會。Fisher也特別提到,階級鬥爭在國家財富分配的過程中必然會持續出現。但是透過設計出「調整」機制,經濟學家將扮演獨立又公正的階級衝突仲裁者,由無私的社會學家們來替公共利益作出重大決策。

簡言之,不管是Mitchell還是Fisher,都巧妙也或許半自覺地,強調在戰後的世界中,他們的公正的科學專業將能超越社會上狹窄的階級鬥爭,成為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客觀」新統治階級,一群哲學意義上的21世紀皇帝。

不可以錯過的是,這些社會科學家在1920年代的新時代運動中,如何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將他們對於社會與經濟的高論,表現在其專題論文與指教中。正如我們所見,Irving Fisher寫了許多書來稱道所謂成功的禁酒主義,即使在1929年之後,Irving Fisher仍堅持物價水平保持穩定的狀態下,就不會出現經濟蕭條或者是股市崩盤。Mitchell則有十年的時間,與Gay及國家統計局一起,舒適地和Herbert Hoover合作,針對美國經濟的大型匆忙研究下指導棋。《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發行於1929年,Hoover總統的第二任期期間,即使在豐富資源、科學與量化之經濟統計的協助下,這份報告裡頭一點也沒有出現任何正在醞釀之經濟崩潰與蕭條的提示。

《Recent Economic Changes》研究由Herbert Hoover發起與組織,其資金來源也是透過Hoover從卡內基公司手上取得。其研究目標,是為了慶祝在商務部長Hoover的社團主義規畫所帶來的經濟榮景,同時研究未來的Hoover總統該如何從中擷取經驗,將這些規畫措施轉變為美國政治結構的其中一個永久部分。報告宣稱,為了維持現有的繁榮,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工程師,以及開明的管理者們,都要一同協作,發展出一套適用於當前經濟的「平衡技巧」。
《Recent Economic Changes》這份「科學」與政治胡扯的紀念碑,總共開了三刷,不僅被廣泛宣傳,還大受各界好評。[105] Hoover規畫活動的長期戰友Edward Eyre Hunt,對於這份報告大感興奮,不斷地歌頌這份報告,以及報告中讚頌美國在1929年與1930年所將經歷的繁榮。[106]

我用一個樸實但發自內心的問題來結束討論政府與統計派的這一章。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在1945年向國會提出另一個政府統計的長期撥款計畫。在保守派民主黨威斯康辛州譯員Frank B. Keefe對勞工統計局局長A. Ford Hinrichs博士的質詢中,提出了一個尚未獲得充分與滿意之回答的大哉問:

擁有許多統計數字當然不是什麼壞事。我只是懷疑我們是否正在開始一個危險計畫,我們不斷地增加這些統計…從1932年以來就不斷地在策畫與取得統計數字,試圖詮釋國內經濟狀況,但我們卻從來沒有真正接近問題。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是國際性問題,在我看來,我們好像花了無數的經費與時間在那些圖表、統計與規畫上。但我的人民所感興趣的,是那些東西背後又代表什麼?我們只想知道我們的目的在哪裡,而你們的目的,又是哪裡?[107]



73 因此,T.W. Hutchison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指出Carl Menger理論中強調諸如自由市場那樣無規劃的社會所帶來之好處,以及「社會自覺」與政府規畫之增長,兩者之間的對比。Hutchison認為社會自覺的關鍵組成,就是政府統計。T.W. Hutchison,《A Review of Economic Doctrines, 1870–1929》,(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3年),頁150–51、427。

74 Fine,《Laissez-Faire》,頁207。

75 Solomon Fabricant,《The Trend of 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2年),頁143。在英國也有著類似的政府工作增長,說法則是「在社會條件、經濟與社會科學發展的相關資訊累積之下,增加了政府進行干預的壓力…隨著統計方法的改良以及投身社會科學之學生的數目倍增,持續存在的條件也變得公開。這些新興知識讓一些具影響力的團體崛起,並讓工人階級運動有了新的武器。」Moses Abramovitz與Vera F. Eliasberg,《The Growth of Public Employment in Great Britain》,(Princet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57年),頁22–23、30。另參M.I. Cullen,《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Barnes & Noble,1975年)

76 參Joseph Dorfman,「The Role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第45刊,(1955年5月),頁18。George Hildebrand談到德國歷史法學派時,註解著「或許這種教學以及最近流行的物理性規畫之概念,兩者間存在某種聯繫」。George H. Hildebrand,「International Flow of Economic Ideas-Discussion」,同上,頁37。

77 Dorfman,《Role》,頁23。有關Wright與Adams的事跡,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 Press,1949年),卷3,頁164–74、123;及Boyer,《Urban Masses》,頁163。此外,美國第一個統計學教授Roland P. Falkner,本身除了是Engel的學生外,也是Engel助理August Meitzen著作的譯者。

78 Irving Norton Fisher,《My Father Irving Fisher》,(New York: Comet Press,1956年),頁146–47。另外,有關Fisher,參其《Irving Fisher, Stabilised Money》,(London: Allen & Unwin,1935年),頁383。

79 Fisher,《My Father》,頁264–67。有關Fisher在這個時期的影響力以及扮演之角色,參Murray N. 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4版,(New York: Richardson & Snyder,1983年)。另參Joseph S. Davis,《The World Between the Wars, 1919–39, An Economist’s View》,(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年),頁194;及Melchior Palyi,《The Twilight of Gold, 1914–1936: Myth and Realities》,(Chicago: Henry Regnery,1972年),頁240、249。

80 Wesley C. Mitchell是虔信派老洋基,他的祖父母原先是緬因州的農民,後來搬到西紐約。他的父親追隨許多洋基人的路,移民到伊利諾斯州北部的農地。Mitchell就讀芝加哥大學,並在那裡深受Veblen與John Dewey的影響。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56。

81 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376、361。

82 重點補充。Lucy Sprague Mitchell,《Two Live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53年),頁363。想了解更多有關這個主題的內容,參Murray N. Rothbard,「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Com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4刊,(1960年11月):659–65。

83 特別參James Weinstein,《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與Samuel P. Hays,「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59刊(1961年10月),頁157–69。

84 David Eakins,「The Origins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1916–1922: The Political-Economic Expert and the Decline of Public Debate」,收錄於Israel編,《Buil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ociety》,頁161。

85 Herbert Heaton,《Edwin F. Gay, A Scholar in Ac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年)。Edwin Gay出生於舊英格蘭底特律地區,他的父親出生於波士頓,後來加入其岳父在密歇根州的木材生意。Gay的母親是有錢牧師與木商的女兒。Gay就讀密歇根州大學,深受John Dewey的影響,畢業後到德國留學超過12年,最後在柏林大學取得經濟歷史的博士學位。Gay在德國受Gustav Schmoller與Adolf Wagner的影響最深,Gustav Schmoller是歷史法學派的頭兒,強調經濟學是「演繹科學」。Adolf Wagner也在柏林大學,偏好政府以天主教道德之名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干預。Gay回到哈佛後與波士頓商會合作,成為推廣馬薩諸塞州一項工廠檢驗法案的主要推手。Gay在1911年出成為美國勞動法協會馬薩諸塞分部的負責人,該協會由Richard T. Ely創辦,致力於推廣政府在工會、最低薪資、失業率、公共就業機會與的福利等領域的干預。

86 有關洛克菲勒顧問們在經濟研究學院(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拉扯戰,參David M. 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the Support of Economic Research, 1913–29」,《Minerva》,22刊(1982年春夏季):62–72。

87 參Eakins,《Origins》,頁166–67;Grossman,《American Foundations》,頁76–78;Heaton,《Edwin F. Gay》。有關Stone,參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42、60-61;與Samuel Haber,《Efficiency and Uplif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0–192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年),頁152、165。在Stone支持馬克斯主義的期間,他翻譯了Marx的《Poverty of Philosophy》。

88 參Guy Alchon,《The Invisible Hand of Planning: Capitalism, Social Science, and the State in the 1920’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年),頁54以後。

89 Collier and Horowitz,《The Rockefellers》,頁140。

90 Eakins,《Origins》,頁168。另參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頁282–86。

91 Stephen Skowronek,《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頁187–88。

92 IGR的副主席是Robert S. Brookings,他是退休的聖路易斯商人、伐木商,以及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前校長。IGR的秘書則是James F. Curtis,在Taft下出任財政部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現任美聯儲紐約分行副行長。其他IGR委員會成員包括:鐵路商Frederick A. Delano(Taft前主席,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叔叔,美聯儲委員會成員)、耶魯大學校長兼經濟學家Arthur T. Hadley、威斯康辛州大學的進步主義派校長Charles C. Van Hise(也是Ely的盟友)、具有影響力改革家兼哈佛大學法學教授Felix Frankfurter、AT&T總裁Theodore N. Vail、進步主義派工程師兼商人Herbert C. Hoover,以及金融家R. Fulton Cutting(市政研究紐約分局的官員)。Eakins,《Origins》,頁168–69。

93 有關商業經濟局(Commercial Economy Board),參Grosvenor B. Clarkson,《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The Strategy Behind the Line, 1917–1918》,(Boston: Houghton Mifilin,1923年),頁211以後。

9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29。Mitchell領導WIB之物價限定委員會的價格統計部門。

95 Heaton,《Edwin Gay》,頁129。

96 參Rothbard,《War Collectivism》,頁100–12。

97 參Heaton,《Edwin Gay》,頁129以後;以及另一本談論Inquiry的好書,Lawrence E. Gelfand,《The Inquiry: 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 1917–1919》,(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年),頁166–68、177–78。

98 Heaton,《Edwin Gay》,頁135。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35–36。

99 預算局在1939年將會轉移到總統的行政辦公室,從而達成IGR的目標。

100 Moulton是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芝加哥商會的副主席。參Eakins,《Origins》,頁172–77;Dorfman,《Economic Mind》,卷4,頁11、195-97。

101 Gay是由透過創辦人之一Thomas W. Lamont引薦而進入該團體。Gay建議CFR的第一個大型計畫可以從建立一份「權威」期刊開始-《Foreign Affairs》。Gay本人親自挑選編輯群,由他在哈佛的歷史學家同事Archibald Cary Coolidge擔任主編,《New York Post》記者Hamilton Fish Armstrong擔任助理編輯兼CFR的執行總監。參Lawrence H. Shoup與William Minter所著,《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7年),頁16–19、105、110。

102 Ellis W. Hawley,「Herbert Hoover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1921–22」,收錄於E. Hawley編,《Herbert Hoover as Secretary of Commerce: Studies in New Era Thought and Practice》,(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81年),頁52。

103 Hawley,《Herbert Hoover》,頁53。另參同上,頁42-54。有關Hoover、Gay與Mitchell在1920年代的持續性合作,參Alchon,《Invisible Hand》。

104 Alchon,《Invisible Hand》,頁39-42;Dorfman,《Economic Mind》,卷3,頁490。

105 例外之一為《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1929年5月18)中的一篇關鍵評論,文中譏諷報告給予讀者「美國繁榮無限」的印象。引述於Davis,《World Between the Wars》,頁144。有關《Recent Economic Changes》以及當時經濟學家的論述,參同上,頁136-51、400-17;David W. Eakins,「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Liberal Polic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5–1965」,威斯康辛州大學1966年博士論文,頁166-69、205;與Edward Angly編,《Oh Yeah?》,(New York: Viking Press,1931)。

106 Hunt在1930年發行了一冊相當受到歡迎的簡介冊子,《An Audit of America. On Recent Economic Changes》,另參Alchon,《Invisible Hand》,頁129–133、135–142、145–151、213。

107 《1945年勞動部FSA撥款條例草案》撥款前舉辦的小組委員會聽證會,第78屆國會,第二次會議,第一部分,(華盛頓,1945年),頁258等、276等。引述於Rothbard,《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頁665。有關政府部會中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人數增長,特別是在戰爭期間,參Herbert Stein,「The Washington Economics Industry」,《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6》,(1986年5月),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