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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 主義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服務國家之經濟學:Richard T. Ely的經驗主義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ack in the race ✈︎ via photopin cc

一戰也美化了知識份子擔任國家公僕、國家規則之新夥伴等新興概念。在這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新融合中,彼此變成對方的有力支援。知識份子可以替國家擦屁股,並合理化國家的所作所為。國家也需要知識份子來擔任社會、經濟之規劃者與管制者的重要職務。此外,國家也替知識份子提高進入各種專門職業的門檻,從而提高了知識份子的收入與聲望。一戰期間,歷史學家在提供政府宣傳的工作中尤為重要,幫助政府說服民眾,綜觀歷史及其凱薩式體制,德國是如何特別地邪惡。經濟學家,特別是經驗主義經濟學家與統計經濟學家, 則在規劃與管制國家戰時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戰爭宣傳機制中歷史學家的精湛演出已經被廣泛地研究;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的角色比較沒那麼亮眼,加上所謂的「中立價值觀」,相對而言受到很少的研究關注。[57]

儘管將19世紀經濟學家統括為自由放任主義是個被用爛的一般化論點,但推論經濟學確實仍是反對政府干預的堅實壁壘。基本上,經濟理論說明了自由市場蘊含的和諧合作與秩序,也說明了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破壞性扭曲與經濟動盪。因此,為了讓國家主義來主導經濟學界,抹黑推論經濟學成為重要工作。要達到抹黑的目的,灌輸新觀念是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所謂「科學」,為了要成為「真正的科學」,經濟學必須要避開概括性的推論式法則,只能單純論究實際上的歷史事實,冀望某天經濟法則就會從這些細節研究中浮現。

因此,歷史法學(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奪下德國經濟學原則的主導權,不只大膽宣言要投入國家主義與政府控管,也宣言反對「抽象」的政治經濟推論法則。Ludwig von Mises後來將這種思想稱為「反經濟學」,而這批人是在經濟專業人士中第一批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歷史法學的領袖Gustav Schmoller驕傲地宣稱他與同事在柏林大學的主要工作,就是塑造「Hohenzollern王朝的知識份子保鑣」。

1880到1890年代期間,歷史與社會科學界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紛紛前往博士之家的德國留學,並取得學位。他們在受到「新」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的薰陶後回到美國,在大學與新成立的學院中任教。那是一門宣揚德國與俾斯麥系統為強大福利戰爭國家的「新」社會科學,國家超越所有社會階層,整個國家變成所謂的和諧整體。這個新的社會與其政治由強大的中央政府掌控,政府卡特爾化、指導、仲裁與控制,一方面是消除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競爭,另一方面則是撲滅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在這個新體系下,接近上位的族群則是新興的知識份子、專業人員,及規劃者;他們指導、任職、協助宣傳,並在統治社會之時「無私地」推廣公共利益。簡言之,因為是在做好事,所以做得很好。對於那些人在美國的進步主義與國家主義知識份子而言,德國的狀態確實是願景。

Richard T. Ely基本上是這群人的領頭者,他是主要的進步主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許多進步主義經濟學家的老師。身為熱血的後千禧論虔信主義者,Ely深信自己服務於上帝與基督。就像其他的虔信主義者,Ely在1854年出生於洋基地區的清教區,狂熱的西紐約。Ely的父親Ezra是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禁止家人在星期天遊戲或是閱讀,他是禁酒主義者,即使自己只是窮困的農民,仍然拒絕栽種大麥,那是會玷汙他土地的作物,因為大麥會被拿去製作萬惡的產品-啤酒。[58] Ely在187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到德國留學,於1879年在海德堡取得他的博士學位。他在Johns Hopkins與威斯康辛州任教了數十年,充滿活力與野心的Ely在美國思想界與政治界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在Johns Hopkins期間,他培養出一群具有影響力的學生,在各領域的社會科學與經濟學中培養一群國家主義門徒。這些門徒由親聯邦的制度派經濟學家John R. Commons領頭,團體包括社會控制論社會學家Edward Alsworth Ross與Albion W. Small;紐約市立大學校長John H. Finlay;Albert Shaw教授,他是《Review of Reviews》的編輯,也是Theodore Roosevelt身邊具影響力的智囊與理論家;市政改革家Frederick C. Howe;還有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與J. Franklin Jameson。Newton D. Baker在Hopkins接受Ely訓練,威爾遜總統也是Ely的學生,儘管沒有什麼直接證據證明Ely對他們的思想影響。

Richard Ely在1880年代中期成立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目的是要引導經濟學家成為國家主義者,以對抗在政治經濟俱樂部(Politic Economic Club)中聚集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直到Ely的改革盟友決定要消弱AEA培養國家主義的使命,藉以吸引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加入協會之前,Ely在AEA中擔任會計秘書長達七年。自那時以後,Ely在高度的不滿下離開了AEA。

Ely於1892年在威斯康辛州成立一所新的學校,從事經濟、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由Ely與他以前的學生們創辦,催生了所謂威斯康辛州理念(Wisconsin Idea),在John Commons的幫助下,威斯康辛州通過了一系列的進步主義政府規範措施。Ely等人組成了一群威斯康辛州長Robert M. La Follette身邊的非正式智囊團,Robert M. La Follette在威斯康辛州的政治生涯從禁酒主義者開始。 儘管La Follette從來都不是Ely的正式學生,但他一直都將Ely視為自己的老師,譽Ely為威斯康辛州理想的創造者。Theodore Roosevelt曾經稱讚Ely「帶我認識經濟學裡的激進主義,讓我的激進主義更理智」。[59]

Ely也是在那個年代最突出的後先禧派知識份子。他熱切地相信美國是神選之國,神選擇美國作為改革與基督化社會秩序的工具,讓基督最後能夠降臨並終結歷史。Ely宣稱:「這個國家本質上就帶宗教色彩,上帝透過這個國家來更全面性地達成祂的目標,而不是其他的機構。」教會的任務是在這些必要改革中引導、運用這個國家。[60]

作為政治運動的組織老手,Ely在福音派愛國運動(Chautauqua movement)中相當突出,他創辦了「基督教社會學(Christian Sociology)」夏令營,對深具影響力之愛國運動灌輸思想並帶入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人員。Ely是社會福音領導代表Washington Gladden、Walter Rauschenbusch和Josiah Strong等人的私密好友。在Strong和Commons的協助下,Ely組織了基督教社會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Christian Sociology)。[61] Ely還與基督教社會學家W.D.P. Bliss一同擔任教區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of the Episcopal Church)的創辦人與秘書。這些社會運動人士都受後千禧派國家主義的影響,因此,基督教社會聯盟呼籲要呈現上帝的國度,「要將人類的理想社會落實在這個地球」。此外,

Ely將國家視為社會的重要救贖力量。在Ely眼裡,政府是神給的工具,我們必須透過政府來努力。它卓越的傳教機制是基於其改革,一方面是廢除宗教與世俗之分歧,一方面是將國家權力視為公共問題之道德解決方案的實施機制。這種出現在自由派聖職者的宗教融合世俗標誌,讓Ely能夠一方面神學化國家,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化基督教:他將政府當成上帝救贖的主要工具…[62]

當戰爭來臨時,Richard Ely因為某些原因(可能因為他六十幾歲的關係),被排除在華盛頓令人興奮的戰爭工作與經濟規劃外。他酸苦地說道:「我在這場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戰爭,沒有得到比我現在擁有的還要更活躍的工作。」[63] 但是Ely對於他的缺席盡可能地彌補:幾乎打從歐洲戰爭一開始,他歡呼著軍國主義、戰爭、徵兵「紀律」,還有對於異議與「對國不忠」的打壓。Ely終身都是軍國主義者,他曾經自願參加西班牙對美國之戰爭的軍隊,曾經呼籲要鎮壓菲律賓的叛亂,也特別熱衷徵兵制度以及一戰期間針對「遊民」的強制性勞動服務。Ely在1915年煽動強制性軍隊服務,隔年他參加熱心親戰又重度受大企業影響的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他在當時呼籲要解放德國人民於「獨裁政治」。[64] 在擁戴徵兵制度上,Ely聰明地結合了道德、經濟與禁酒主義的主張來合理化徵兵:「徵集街上與沙龍裡的男孩並加以訓練,具有極佳的道德效果,而其經濟效益也同樣有益。」[65] 確實,徵兵制度對於Ely而言簡直就是百病之靈葯。Ely對於一戰經驗的熱愛,讓他在1929年大蕭條時也提出這帖他最愛的百病靈藥作為緩解經濟蕭條的處方。他提議要在和平時期建立永久性的「工業軍隊」,用於公共工作,徵用年輕人從事重度的體力勞動。這項徵用制度將能在美國青年心中種下基本的「軍隊式剛毅與紀律」,那是過去從農場工作中培養的紀律,但不會出現在成長於城市的大批人口身上。這批精實的常規軍隊將能快速吸收大蕭條期間出現的失業人口。在「經濟將軍」的命令下,這個工業軍隊會「以充沛精力、知識資源以及我們在戰時所能運用強壯體力,前往工作並減輕貧困」。[66]

失去在華盛頓的位置後,Ely在自己的家鄉努力掃蕩「不忠」,成為他對戰爭的主要貢獻。他呼籲全面性抑制該時期的學術自由。他宣稱,「所有發表讓我們落入辛苦抗戰之言論」的教授,就算「罪不至死」,也都該被「解雇」。Ely的禁論工作,特別針對他在華盛頓的舊盟友Robert M. La Follette,他因為持續反對美國參戰而被逐出參議院。Ely稱自己對La Follette的「叛逆」及La Follette對戰爭暴利的攻擊感到「熱血沸騰」。Ely投身這場鬥爭後,成立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並擔任該組織的主席,推動驅逐La Follette的運動。[67] 該運動之目的是動員華盛頓的學院來支持Theodore Roosevelt超愛國、超鷹派的行動。Ely寫信給Theodore Roosevelt,說「我們必須粉碎資源La Follette的主張」。在他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的不懈打擊中,Ely咆哮著「La Follette對於專制的幫助遠比25萬人的軍隊還多」。[68] 「經驗主義」蔓生。

威斯康辛州大學的教授受到來自全國與州內的攻擊,說他們未譴責La Follette的這點,證明了他們也是La Follette在州政上的盟友,說明他們也支持La Follette不忠的反戰政策。在Ely、Commons還有其他人的招呼下,威斯康辛州大學成立了戰爭委員會,並發布了一份由校長、所有院長與超過90%教授所簽署的請願書,成為美國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服務於國家機器的例子之一。請願書不吝於使用叛國罪的憲法措辭,抗議「參議員La Follette支持德國與其盟軍的言論與行動;痛惜他未能在戰爭期間對政府忠誠」。[69]

Ely在後台努力動員美國的歷史學家來對抗La Follette,企圖證明La Follette提供敵軍援助。Ely招募全國歷史服務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Historical Service),這個戰時的宣傳組織由歷史學家與政府宣傳左右手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所組成。Ely警告著他的工作人員對這項工作保持機密,他動員歷史學家在組織的保護下研究德國與奧地利的新聞與期刊,企圖營造所謂La Follette之影響力的痕跡,「證明他給德國的鼓勵」。歷史學家E. Merton Coulter揭露了這些研究背後的客觀精神:「我理解應該要客觀、公正地研究參議員La Follette的主張及其效應,但我們都知道,這些研究最後只會有一個結論-或多或少的叛國罪。」[70]

Gruber教授很貼切地總結了這場鬥爭La Follette的運動,說這是「學術被來執行特務活動的最佳案例。它遠遠不是一群學者追求真理的行動,它是動員一群學者進行秘密研究,用來找出彈藥,打擊一位美國參議員之政治生涯的活動,而這一切只不過是La Follette對於戰爭的觀點與他們不同。」[71] 沒有任何證據被找出來,這項運動宣告失敗,而威斯康辛州的教授們因為不被忠誠軍團信任而紛紛離開。[72]

萬惡的凱薩專制被消滅後,休戰協議讓Ely教授與他在國安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的同胞們,準備進行下一輪的愛國壓制運動。在Ely的反La Follette研究運動期間,他敦促研究「他(La Follette)在俄羅斯所作之反美影響」。Ely指出現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來自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的威脅,Ely稱之為「社會疾病的細菌」,必須採取鎮壓措施應對。

然而,Richard T. Ely的鎮壓職涯到了1924年便宣告結束,此外,出現了稀有的詩意正義,Ely因為自己的攻擊行為而被追究。飽受攻擊的Robert La Follette在1922年重新參選參議員,並阻止進步論者回到華盛頓的權力中心。進步論者在1924年取得雷根政府的內閣控制權,但他們已經切斷自己與前學術盟友及帝國建造者的連結。Ely認為離開華盛頓並將自己的機構移出華盛頓才妥當,移到Northwestern消磨數年的日子,他名氣的全盛時期也宣告結束。



57 對於一戰期間歷史學家之行動的清新酸解,參C. Hartley Grattan,「The Historians Cut Loose」,《American Mercury》,(1927年8月),重新發行於Haw Elmer Barnes,《In Quest of Truth and Justice》,第二版,(Colorado Springs, Colo.: Ralph Myles Publisher,1972年),頁142–64。延伸閱讀,參George T. Blakey,《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年)。Gruber的《Mars and Minerva》中有討論學術人士與社會科學人士,但更專注於歷史學家。James R. Mock與Cedric Larson,《Words that Won the Wa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9年),談論「克里爾委員會(Creel Commission)」的歷史,也就是戰爭期間的官方宣傳部門-公共訊息委員會。

58 參Ely有用的傳記,Benjamin G. Rader著,《The Academic Mind and Reform: The Influence of Richard T. Ely in American Life》,(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66年)。

59 Sidney Fine,《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 Study of Conflict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01》,(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6年),頁239–40。

60 Fine,《Laissez Faire》,頁180-181。

61 John Rogers Commons是老洋基人,英格蘭清教徒的後代,出生於俄亥俄州西儲洋基地區,成長於印第安纳州。他的母親是佛蒙特州虔信主義奧柏林學院的畢業生,John被他的母親送到奧柏林學院就讀,希望他能成為一名教長。Commons在大學時,Commons與其母親在反沙龍聯盟的要求下,發行了禁酒主義的出版品。畢業後,Commons進入Johns Hopkins追隨Ely,但是他的研究所沒有畢業。參John R. Commons,《Myself》,(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年)。另參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3,頁276–77;Mary O. 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5年),頁198–204。

62 Quandt,《Religion and Social Thought》,頁402–03。Ely從不認為千禧王國遙不可及。他相信大學與社會科學的使命,在於「教導基督徒之社會責任的複雜性,以達成所有人都衷心盼望的新耶路撒冷」。教堂的使命便是打擊邪惡的機構,「直到地球重生,所有城市都成為神之國度」。

63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114。

64 參Rader,《Academic Mind》,頁181–91。有關全國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領導群的商業盟友,特別是J.P. Morgan與其他摩根派人士。參C. Hartley Grattan,《Why We Fought》,(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29年),頁117–18;與Robert D. Ward,「The Origin and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1914–1919」,《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7刊,(1960年6月):51–65。

65 美國商務部闡述了徵兵的長期經濟利益,宣稱美國青年「將以有益的紀律替代挫志的自由」。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頁110。有關於美國商會給予該草案的熱烈支持,參Chase C. Mooney、Martha E. Layman,「Some Phases of the Compulsory Military Training Movement, 1914–1920」,《Mississippi Historical Review》38刊,(1952年3月):640。

66 Richard T. Ely,《Hard Times: The Way in and the Way Out》,(1931年)。引述於Joseph Dorfman,《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 Viking,1949年),卷5,頁671;與Leuchtenburg,《The New Deal》,頁94。

67 Ely替威斯康洲忠誠軍團麥迪遜分支(Madison chapter of the Wisconsin Loyalty Legion)起草了一份超愛國的宣誓書,宣誓其成員旨在「掃蕩不忠」。宣誓書還表達了對《間諜法》(Espionage Act)的無條件支持,並誓言要「打擊La Follette的黨羽及其反戰勢力」。Rader,《Academic Mind》,頁183以後。

68 Gruber,《Mars and Minerva》,頁207。

69 同上,頁207。

70 同上,頁208、208等。

71 同上,頁209–10。在他寫於1938年的自傳中,Richard Ely改寫歷史來掩蓋他在攻擊La Follette運動中的可恥角色。他承認自己簽署了請願書,然後宣稱自己「並不像La Follette想的那樣是遊說請願書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自傳中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反La Follette的秘密研究。

72 有關更多反La Follette的運動,參H.C. Peterson、Gilbert C. Fite,《Opponents of War: 1917–1918》,(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7年),頁68–72;Paul L. Murphy,《World War I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W.W. Norton,1979年),頁120;與Belle Case La Follette、Fola La Follette,《Robert M. LaFollette》,(New York: Macmillan,1953年),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