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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榮耀的戰後世界|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


文:吳莉瑋
圖:Express Monorail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Rothbard 點出每次戰爭之後,政府習慣性地以各種藉口擴大國家權力,雖然對外戰爭結束,但戰爭時期的各種利益團體,仍想盡辦法找出各種「敵人」,繼續延續所謂「聖戰榮耀」。

榮耀的戰後世界|The Glorious Postwar World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美國歷史上的每場戰爭都是國家權力的大躍進,而戰後充其量僅會部份釋權。

看來微小的 1812 年戰爭,花了傑克森三十年來洗滌美式生活,而我們的自由在經歷南北內戰與兩次世界大戰後從未完全恢復。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家主義有了看似不可阻擋的論點:美國應該要用它的奇蹟與榮耀、團結的武力精神與單一的國家利益,對國內弊病宣戰。
而國內總充滿著需要動員國家意志來對抗的問題:大蕭條、貧困、不公正,還有你想的到的其他問題。而動員必然意味著集體主義行動:增加總統之下的聯邦政府權力。

第一次世界戰爭的戰爭集體主義,結合了大政府、大企業、大工會、國家主義知識分子、大政府下的技術官僚,與其年輕策劃者,在那之後,Bernard Baruch、Herbert Hoover 與 Franklin Roosevelt 的人馬,用其漫長的餘生努力奪回那些幸福的集體主義時光,並在和平時期將這些集體主義永久性地加諸於美國。在 Hoover 與 Roosevelt 新政期間,那些戰時的集體主義機構與言論被抓回來用以「打擊」大蕭條,而往往是由相同的人馬經營相同的機構。

因此,Eugene Meyer 將聯邦資金借貸給企業的戰爭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由 Hoover 擴大並改名為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而存留於和平時期的 1920 年代,相同的 Eugene Meyer 在位於華盛頓的相同辦公室裡高興地辦事。並在二戰期間帶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集體主義規劃。Baruch 的戰爭工業局(War Industries Board)在二戰期間改組為戰爭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Board),並在朝鮮戰爭期間透過 GE 的 Charles E. Wilson 再次復活。

而用於圖利特權工會、設定工資與仲裁糾紛的戰時勞資糾紛調解委員會(War Labor Board),啟發了 Roosevelt 新政早期的國家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Board),並被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成功地以《瓦格納法(Wagner Act)》在二戰期間接替戰時勞資糾紛調解委員會(War Labor Board)。

加速中央集權的特別危險是成功的戰爭;韓戰與越戰加劇了國家權力,它們沒有帶來士兵的思鄉,而是奪回成功戰爭昔日輝煌的渴望。如果我們比較敵人與美軍的傷亡比,沒有其它美國戰爭比海灣戰爭還成功。

因此,我們能預期逐漸升溫的氣氛,將戰爭主場轉移到國內。當前世界中,電視似乎加快了公眾迴響,戰後的國內集約化已經開始。這種國內戰爭精神充分體現於布希總統 1991 年 3 月 6 日在國會的勝利演說:
戰爭剛結束,還有許多明確的目標、時間表,還有高於目前取得成果的當務之急。我們必須以相同的自律意識、同樣的毅力,以同樣的方式迎接國內的挑戰。
布希總結了一些國內議程,包括「公民權利」、公路、航空、運輸與「犯罪包裹」等「改革與重建」提案,並稱讚自己過去一年的「歷史性」《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還有他《美國殘障法案(Disabilities Act)》的「政績」,以及未來的《兒童照顧法(Child Care Act)》。在總結過後,布希總統加給國會最後期限:「如果我們的軍隊可以用 100 小時贏得地面戰爭,那麼國會肯定可以用 100 天通過這些法案。」

總統接著在對國會的施政報告中指出,五個星期前他已向國會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能在遙遠的土地上如此無私地面對邪惡並追求真善,那麼可以肯定,我們可以使這土地成為它應該要有的樣子。」藉由美軍的勝利,總統告訴我們,我們的軍隊「改變了一個國家」。總統最後總結:「我們在國內外都還有許多必須做的事,我們也將這麼做。」

抓緊你的帽子還有皮夾與錢包,各位美國先生女士們,我們又要出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