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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文:吳莉瑋
圖:CarbonNYC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Rothbard 提出幾個政治上常常採用的「快速修復」解藥,事實上是如何因為專注於狹隘的某一層面而忽略長久的副作用,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快速修復」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the Quick Fix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如果保守派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有所謂的美德,應該是對公眾政策產生之間接後果的意識,而非只是意識到公眾政策的直接後果。若以 Henry Hazlitt「破窗效應謬論」的精神,他們應該將「三思而後行」的態度帶入政治生活。

相反的,那些本應更具知識的朋友與同事,近幾年來越發追求一些據說能無後遺症地神奇解決問題的「快速修復」噱頭。不幸的是,他們似乎忘了基本的 Mises「政府定律」: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快速修復」,容易讓我們陷入比現狀更糟的混亂。

「快速修復」的基本缺陷,是專注於受政治關注的某方面問題,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問題。因此,教育券計劃將重點擺在公立學校的恐怖,而忽略了更廣泛且更重要的稅賦教育與政府對公私立學校的控制;對福利制度的反對專注於納稅人支付閒置人口,而忽略了稅賦補貼期間(不管受助人是否閒置)這個更廣泛的問題。

這些主流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感謝著災難性的《1986 年稅收改革法》,該法案追求雅各賓式的平等與「公平」,如此成功地關閉稅收「漏洞」而幾乎摧毀住房市場。此外,他們完全忽略了透過消除未保險醫療給付的所得稅抵免,稅制改革將加速柯林頓目前的健康計劃怪獸,從而產生「醫療不保險的問題」。

最近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快速修復」狂熱是死不足惜的《平衡預算修正案(BBA)》。國會似乎每隔幾年就會進入「愚蠢季節」並蹦出這個修正案。不,不僅如此;每個接替的 BBA 化身都比其前任更糟。為了追求通過任何修正案的歇斯底里慾望,增稅的限制正在逐步減弱。最新的《Simon 修訂案》中,國會多數能透過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赤字問題」。

BBA 不明智的狹隘焦點,當然,是「赤字」,彷彿赤字是所有財政惡化的根源,必須以「任何必要手段」加以消除似的。但是,更廣泛的大政府問題根源並非赤字;甚至不是 Milton Friedman 長期以來強調的政府總開支;而是依賴三個環環相扣之財政手段的政府行為:赤字、政府開支和稅收。大政府是不斷腫脹與擴大的寄生蟲,它破壞生產性經濟的「私營部門」;而重點必須擺在盡可能地「戲劇性」減少政府預算中這三個因素的規模。

看著 BBA,它只專注於赤字的第一個顯然的不幸後果,是它很可能會確實導致大幅增稅,同時對限制政府開支不起作用。比赤字更糟的是更高的稅賦;實施 BBA 並透過增稅來對抗赤字,就像往病人胸腔開槍來治療支氣管炎一樣。

BBA 還有許多其他的可怕錯誤。它只要五分之三的國會表決通過就可以隨時被覆寫;它忽略了那些新增支出項目可以簡單地列成「預算外」就不受任何限制的事實;它忽略了授權州政府或私人公司的「聯邦政府預算外」支出,能讓預算數字算到這些單位身上而不是聯邦政府身上。

此外,BBA 完全是個騙局;它不會平衡任何預算。自從 1970 年代中期以來,聯邦預算程序將重點擺在未來幾年的預估預算,而非任何一年的實際預算。BBA 要求平衡的不是實際的聯邦預算,而是美國國會預估明年的財政預算案。任何一個傻瓜都知道,你可以很簡單的隨心估計,並透過操弄假設來獲得想要的結果。傳統上,政府總是低估未來行為的費用並高估收入。

因此,BBA 不僅對美國人民增加了沉重的稅賦,它也將犯下殘酷的騙局,那些希望結束赤字的公眾所接受的修正案,將只會粉飾太平,而非解決現實問題並結束赤字。簡言之,BBA 有助舒緩公眾對大政府擴張的反對,而這可能是整件事的最終目的。

最後,備受指責的政治分肥先生(Mr. Pork Barrel)參議員 Senator Robert Byrd(D-W.Va.),同時也是反對 BBA 的領導者,還強調了一個完全被忽視重點。不管他是否參與政治分肥,參議員 Byrd 在一個重要的憲法問題上作出雄辯:國會必須保留它看顧財政的重要權力。國會儘管罪惡,但至少對選民負責,而 BBA 修正案將會把這個權力從國會手上取走,轉交到聯邦法官的手中。聯邦法官不由選舉產生、不對選民負責,而且是長期追求權力擴張又無法將其移除的寡頭勢力。

正如參議員 Byrd 反對 BBA 的意見:「財政權力屬於人民。…它歸屬於代表民意的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而法官並非透過人民選舉產生。」

說到「快速修復」,還會出現一個名副其實的噩夢。自由意志論者長期推動政府活動的私有化,但是,正如那些經常發生的事情,即使是私有化的好事也遭到偶像崇拜的磨難:某個備受珍視的思想運動,卻忽略了更廣泛也更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我們已經看到前蘇聯大幅依賴於形式上的「私有化」;舉例而言,如果那些壟斷舊有鋼鐵業、銅業的共產黨管理精英,突然成為這些非經濟複合體的「私人」業主,我們難道應該為此歡呼?

看回家裡發生的事,我們現在發現敬愛的 IRS,受到柯林頓政府的支持而想從事私有化。事實證明,對於財務部而言,將收稅的工作私有化,外包給私人公司將更有效率。嘿,我們真的想透過私有化部分或全部的稅務機關來提高所得稅的徵收效率?

難道我們真的要被 IBM 或麥當勞的「稅務警察」,拿著專橫強制命令破門而入,仔細搜索我們的生活與紀錄?任何人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前現代歐洲最令人贈恨的機制是「稅款承包商」。國王將徵稅的權力(或特權)授權私人的公司或「稅款承包商」,而能迅速得到稅收並省下龐大的官僚機構開支。你能想像那些失去主權或合法性外衣的稅款承包商,是如何受到人們的重度唾棄嗎?

有些人認為,為了挑起公眾的革命性反彈情緒,越糟的暴政越好。好吧,私有化徵稅可能能達到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