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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11月革命…該做什麼?|The November Revolu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文:吳莉瑋
圖:Rev. Strangelove !!!!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aking Economic Sense》書中的《The November Revolu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這是書中的最後一篇文章,同時也集結了許多至關重要的觀點,思想革命不只是未來的事,而是對每一個當下議題的明白辨析,對每一次革命機會到來的勇於掌握,對每一位可能加入自由陣營的理智個體敞開心懷,還有最重要的,自由是每個人的事,而那些統治精英永遠都是少數,我們沒有悲觀的需要,只有面對非難與抹黑也要堅持信仰的勇敢。

11月革命…該做什麼?|The November Revolution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作者:Murray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註:Murray Rothbard 在 1994 年 11 月國會大選的一周後寫下這篇文章,以機密備忘錄的形式於私下流傳。這是它第一次公開亮相。

在上個世代的著名抒情詩中,Bob Dylan 挖苦當時佔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文化,「不用氣象員就可以知道風怎麼吹」。事實上,這句話的意義和那些一度自稱「氣象員」的瘋狂史達林主義青年無關,而是對今時今日至關重要。

它的意思是:不必是個受認可的媒體專家,就可以明白 1994 年 11 月光榮選舉的意義。事實上,不被認可的專家才是清楚了解本次選舉的要件。而不當柯林頓的專門政策蒙古大夫或者是那些蒙古大夫的信眾,也確實有助於瞭解本次選舉的意義。

這次選舉並非對「在職人員」的否定。沒有任何現任共和黨在國會、參議院或州長席位落選。這次選舉顯然並非 George Stephanopoulos 所說的單純「反國會」。許多州長與國家立法機構也同樣經歷動盪。這次選舉也非如柯林頓自稱的,對於國會無法迅速通過柯林頓備受愛戴之政策所表達出來的公眾憤怒。柯林頓有太多政策(如住房、勞工、銀行與外交政策)早已透過監管法令實現。

1994 年選舉真正的革命性意義,只要願意睜大眼睛看的人都很清楚:這是公眾對於柯林頓總統個人、柯林頓人馬、他的思想與提案以及他所有政績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公開斥責;加上對柯林頓民主黨的批判;以及,最根本的是公眾拒絕由他帶頭的「利維坦」,不管是現有或提案中的設計。

實際上,全國各地反民主黨、反華盛頓的情緒,透過 1994 年 11 月選舉找到大眾民主中唯一表達民意的可行做法:透過全面清掃民主黨人並投票給共和黨人以表達選舉式的革命。此事件與 1985 年到 1988 年在前蘇聯與其衛星國家內揭露帝國內部搖搖欲墜的事件一樣,對於我們的未來有相同的顯著意義。

但是,如果這個人民革命否定柯林頓與其思想,究竟是什麼意識形態被否定,而又是什麼原則被確認?

再次,很明顯的,被拒絕的是普遍的大政府(稅、強制規範、槍枝掠奪甚至是政府支出),特別是其企圖透過政治中心控制整個社會的傲慢野心。選民與納稅人不再被所謂美式中央計劃經濟的理論給說服。

從積極面而言,公眾積極地重新確認他們限制政府以及去中央集權的願望;增加個人與社會的自由;減少稅收、強制規範與政府干預;返回 1960 年代以前甚至更早的美國文化與社會風俗。

【前景是什麼?】

我們該以純粹的喜悅迎接 11 月的結果嗎?某種程度上,答案取決於個人意向;但我們也有指導方針,呈現於對此次激勵人心之新政治發展的切實分析中。

首先,保守派與自由意志論者應該為了這種全國性的廣泛革命情緒感到歡心,從範圍較小的無數基層到通常表現為溫和派的專業人士與學者。這種民意迅速化為選舉行動以拒絕民主黨的表現,確實值得慶祝。

擺在前頭還有許多重大困難與阻力。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為此提前準備。去中央集權並非易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指出,依據長期的歷史經驗研究,歷史上沒有統治精英會自願放棄權力,或者,更正確地說,這些統治精英只有在大部分精英出於任何原因放棄並決定廢除整個系統的情況下,才可能被推翻。

我們需要研究近期統治精英與其龐大中央集權制度的崩潰,也就是蘇聯及其衛星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這個崩潰的歷史與其後果同時帶來好消息與壞消息。壓倒性的好消息,當然,是集體主義蘇聯搖搖欲墜,即使它以系統性恐怖統治與大規模屠殺為手段。

從本質上講,蘇聯解體是因為失去民意支持,不僅是廣大民眾,還有大部分的統治精英。這種支持失落,首先來自於普遍缺乏道德正當性與馬克思主義信仰,接著,來自於那些執政共產黨沒能正確認知該系統在經濟上不可行。

壞消息則是從共產主義過渡到自由與自由市場的過程被貽誤。基本上存在兩個嚴重且相互關聯的錯誤。首先,改革者的速度太慢,他們擔心社會動盪,沒有瞭解到轉往自由與私有財產的速度越快,過渡期的干擾就越少,而經濟與社會的復甦也越早。

第二,為了成為政治家而非反革命者,改革者不僅沒有懲罰共產主義統治者或至少讓他們離開高位,還保證這些「前」共產黨精英不面臨根本性變化。

換句話說,除了身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捷克總理 Vaclav Klaus 能快速推動真正的自由市場,還有一定程度上的波羅的海國家之外,原共產國家的改革者們都太和善、太急於「和解」,過於緩慢與謹慎。其結果是準災難:每個人都談論著口惠不實的自由市場與私有化言論,而事實上,就像俄羅斯一樣,雖然價格鬆管但產業仍受政府壟斷掌管。

前蘇聯經濟學家與 Mises Institute 高級研究員 Yuri Maltsev 首先指出,這就像如果美國郵局保持郵政壟斷,但卻突然獲允收取每張一級郵票 2 美元一樣,其結果是大眾更加貧困,而更多的錢流到國庫。這是自由市場與私有財產的反向轉移。

此外,當私有化終於也發生在俄羅斯時,眾多「私有化」都落入舊精英的手中,這意味著,這種系統更像共產黨統治的「私人」幫派,而非任何形式的自由市場。最重要的是,自由市場與私有企業承受著感到困惑的俄羅斯民眾的指責。

【革命背叛】

美國的新革命即將面臨的問題也很類似:這些自由、減稅、去中央集權、個人主義以及回歸小政府等鼓舞人心的詞彙被大量使用,而共和黨精英們即將執行的內容卻是相反方向。如此一來,自由以及小政府的公平言論將被用來強化潛在的災難性影響,當成鞏固大政府甚至是往進一步集體主義方向前進的掩護。

這種系統性的背叛正是雷根政府的手段。Ronald Reagan 有效的雄辯,使得他就算事實上並非小政府與自由的實踐者,時至今日,大多數保守派仍然未能認清雷根政府的騙局。

「雷根革命」是把 1970 年代自由市場與小政府精神以及 1980 年代反政府投票的革命情緒,在公眾甚至是革命運動者都未意識到的情況下,轉成這些口號的相反面。

當 George Bush 上任後持續集體主義趨勢並幾乎放棄雷根的說帖後,保守派公眾才終於被喚醒。(不管 Ronald Reagan 本人是否知悉自己的角色或是否同流合汙,這都是未來傳記作家的事,與究竟發生何事的客觀現實無關。)

我們是否僅是「憤世嫉俗」(柯林頓人馬最新的利己說帖),或僅基於某歷史事件的警告?不,我們只是在檢視二戰過後共和黨精英的活動與功能。

自二次大戰以來,特別是 1950 年代開始,共和黨的功能一直是「忠誠…溫和的」、「兩黨」,以及對民主黨集體主義左派計劃的偽反對。不像那些沒有耐心的布爾什維克派,那些孟什維克派(或稱社會民主主義者、企業自由主義者、「負責的」自由派、「負責的」保守派、新保守主義等,標籤在變但實質內容沒什麼改變)試著要維持美國公眾能夠自由選擇的錯覺,包括兩黨系統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言論與表達自由。

這些「負責」或「開明」溫和派的目標是在參與國家主義進程的同時,把自由市場、私有財產與小政府等老式美國理想,替換成一些對比於蘇聯一黨專政的「民主」榮耀等相關模糊言論。

事實上,「民主」變成所謂壓倒一切的美德,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唯一被認為正當的「民主」:「溫和」的「兩黨」共和黨全球干預政策、外國援助與貿易重商主義。現在,蘇聯的崩潰消除了「蘇聯威脅」這個幽靈,這種政策還能用什麼其他藉口來延續?

自二戰以來一直佔主導地位,大家也已經很熟悉的兩黨壟斷外交政策,不斷尋求各種藉口(蘇聯威脅、重建歐洲、「幫助」第三世界、「自由貿易」、全球經濟、「全球民主」,始終都是恐懼「回到孤立主義」),但美國人不熟悉的,是此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共和黨政策,在內政上也一直都是兩黨政策。

如果專注事實紀錄而非說帖,我們會發現民主黨政權(尤其是羅斯福、杜魯門和詹森)一直以「自由主義」為名推動集體主義大躍進;而共和黨一直以來的功能,則是以反對、小政府或「保守主義」之名,但未能恢復任何民主黨實施的「社會增益」,事實上,共和黨自己也從事大政府集體主義(尤其是艾森豪、尼克森、雷根和布希)。尼克森在位時是否比他來自德州的前任詹森總統更加推動大政府,確實值得商榷。

【選擇幻覺】

何必維持一個可笑的兩黨制,特別是,共和黨何苦保持小政府言論?首先,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各派別而言,維持一些民主選擇至關重要,不管這些選擇多麼虛幻。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一黨專政很可能遭受人民厭惡,造成實際或預估上的體系故障,並最終導致整個權力結構被推翻。

另一方面,維護兩黨制則意味著,當民眾越來越厭倦民主黨的邪惡統治時,可以把權力交給共和黨。然後,當他們厭倦了共和黨替代品時,他們可以再次把權力交回一旁伺機而動的飢渴民主黨。如此一來,能讓統治精英維持騙局,而美國公眾則是那些執政詐欺者的受害人。

Barry Goldwater 在 1964 年贏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揭露共和黨統治精英的本性。Goldwater 或他那些保守運動的理論家與基層黨員,至少在國內政策上看來像真正的激進派、小政府與反體制。而 Goldwater 獲得提名此事,嚇得那些 Nelson Rockefeller 為首的共和黨精英們,紛紛公開支持詹森參選總統。

這些精英的震驚源於一個事實,即,那些「溫和派」利用他們對傳媒、金融與大企業的主導地位,從 1940 年以來蔑視基層黨員的明顯意願,控制每次的共和黨總統提名(如 1940 年 Willkie 勝過 Taft、1944 年 Dewey 勝過 Taft、1948 年 Dewey 勝過 Bricker、1952 年 Eisenhower 勝過 Taft)。他們的這種影響力,並沒有像那些公開的叛黨者一般,從此消失於共和黨。

Goldwater 令人驚嘆的落選或許可歸咎於 Ronald Reagan 的熱心或他自己的保守主義運動,為了在 1980 年確保提名,Goldwater 同意了非常像操縱交易的條件(或 Roanoke 的 John Randolph 著名的「腐敗交易」)。

該條件內容是:共和黨精英將支持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並保證雷根支持者的派頭與權力待遇,換得雷根支持者消極實現他們極力為競選而宣傳的利維坦國家計畫。在享受了 12 年的行政部門權力與特殊待遇後,官派保守運動似乎也忘記了自己的原則。

【寄生精英】

難道我們的信念就此陷入黑暗?難道一切都了無希望,難道大家都被統治精英牢牢抓穩,所有人都應該回家然後徹底忘了這回事嗎?當然不是。撇開棄權的失德不談,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提到這個等式的真正樂觀面。我們可以從這開始:僅管統治精英確有保持兩黨制的需求,為什麼他們也要沉迷於激進右派的小政府言論?

畢竟,這種言論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可能越發令人尷尬,甚至可能因為累積而最終讓政黨精英失去基層黨員與廣大民眾的支持。那麼,為什麼沉迷於修辭學呢?Goldwater 支持者 Phyllis Schlafly 因呼籲「選擇,而不是迴聲」而成名,為什麼體制派允許這種修辭學上的激進選擇?

答案是大部份公眾都反對羅斯福新政以及每一個從那時更進一步的集體主義。那些修辭對於大多數公眾以及大部分的共和黨活動家而言並非空言。他們認真地相信「反大政府」的意識形態。同樣的,許多民主黨的基層黨員,肯定還有那些民主黨活動家,都比那些民主黨精英或那些民主共和精英更公開、更熱切地渴望集體主義。

此外,因為政府干預並不管用,也因為它的專制、反生產與其對廣大民眾利益的損害,推動集體主義將導致公眾日益增加被媒體精英譏笑為「反彈」的敵意反應。

具體而言,集體主義與社會民主統治,破壞了繁榮、自由,以及美國民眾的文化、社會、道德原則與實踐,不管是工人階級或中產階層。國家主義精英的統治,並非良性,或是誰剛好進駐辦公室的簡單問題:而是被規模漸長的水蛭與寄生蟲軍隊給統治,這些水蛭與寄生蟲吸乾辛勤工作美國人的收入與財富、摧毀他們的財產、破壞他們的風俗與機構、譏笑他們的宗教。

最終的結果,肯定是寄生蟲透過消耗宿主的資源來繁殖:宿主剛開始會逐漸走向毀滅,然後終將崩潰。(如果有任何人關心的話,寄生蟲本身也會因此共同毀滅。)

因此,統治精英長期生活在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內在矛盾」:透過強加於美國民眾身上的日益貧困而蓬勃發展。

這些不斷增加的寄生精英必須只占少數人口,否則整個系統將快速崩潰。然而,這些精英所統治、摧毀的那群人,正是透過備受讚譽的周期性「民主」特許活動而支持這些精英的同樣一群公眾。幾十年來,這些精英到底是如何年復一年地在選舉中擺脫嚴厲的投票懲罰?

【執政聯盟】

體制派維護這種統治的重要手段,是通過增選,把那些社會中意見塑造階級也納入執政精英的隊伍。這些意見塑造者是專業的民意雕塑家:理論家、學者、記者與媒體名嘴、編劇與導演、作家、專家、智囊團、顧問、煽動者、社會治療師。這些日益增加的技術官僚與知識份子扮演兩個重要作用:替中央集權制度編織道歉;成為官僚機構的員工並協助規畫這個系統。

任何社會或政治運動的關鍵,都是資金、數字與意見。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等意見塑造階級,提供意見、參與宣傳,並投身成為新興的中央集權員工。而關鍵的資金來自於權力精英:來自富人階級或大型企業(通常是法人企業)的各成員。著名的「洛克菲勒共和黨」反映了這個基本事實。

僅管大企業領導人與公司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扮演高度生產力的僕人,但他們也經常同時追求補貼、政府契約、特權,以及大政府修飾之下的卡特爾。通常情況下,那些商業說客與領導人也扮演國家主義與干預主義體系的火星塞。

大企業家從這種超級政府為代表的邪惡聯盟中得到的好處是補貼和特權。那知識分子與意見塑造者的好處是什麼?官僚機構或政府資助機構內數目漸增的爽缺,他們擔任監管福利的工作人員、替政策道歉,同時也向公眾宣傳這些政策。說白了,知識分子、理論家、學者與媒體精英等可以花用納稅人的錢,得到社會聲譽及優厚補助與工資,獲得比在自由市場經濟下更好的生活。

這並不是在否認這些知識分子、治療師或媒體人等族群,可能真的是平等主義與集體主義輝煌時代的「真誠」理論家與信徒。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受到更新為世俗主義與新時代版本的古老基督教異端驅使,把自己當成強加共產主義王國給這個世界的聖徒。

在任何情況下,任何外人都難以確定他人的動機。但是那些新興集體主義為左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帶來的金錢、工作與權力等既得利益,仍不能說是巧合。任何緊密結合意識形態與掠奪公眾而得來之經濟利益的運動,都確實能提供強大的動機。

因此,那些親執政聯盟者,包括那些接收或預期接收政府支票與特權的人。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挑出大企業、知識分子、技術官員與官僚。但是選民的數目仍然需要,在國家蓬勃發展與擴大的現代,上述團體受到其他為數更多的政府賞賜收受者的支持:那些政府慷慨福利的客戶,特別是過去幾十年中被精英定義為「受害者」或「受壓迫族群」的少數社會群體。

隨著越來越多的「受壓迫者」被左派給發現或發明,越來越多人收到政府補貼、有利的法規,還有其它政府頒發的「受害」徽章。而這個「受壓迫」的範圍正不斷擴大,不管是黑人、婦女、西班牙裔、印地安人、殘疾人等等等,左派的選票權力不斷擴大,再次犧牲美國多數公眾。

【詐騙多數公眾】

然而,儘管政府賞賜的收受者越來越多,這些意見塑造精英仍必須繼續發揮其重要作用,說服或奉承那些受壓迫的多數公眾,不讓他們意識到真相。得保持這些多數公眾的滿足與安靜。透過控制媒體,特別是在國內「受人尊敬」的媒體,統治者試圖說服那些受到迷惑多數公眾一切都很好,除了兩黨提出的「溫和」與「可敬」意見之外的任何聲音,都是危險的「極端分子」與瘋子,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避之唯恐不及。

統治精英與媒體盡心盡力地將整個國家維持在「溫和的…重要中心」、「中間派」,當然,這個中間的定義年復一年地逐漸往左漂移。在體制派眼中,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的「極端」,都應避之唯恐不及。然而,體制派對於這兩種極端的態度卻大不相同。

極端右派被唾罵為瘋狂或邪惡的反動派,說他們放緩集體主義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任務。其實,他們只是想「回撥歷史的時鐘」,廢除或取消大政府。另一方面,極端左派受到的批評較溫和,說他們急躁且過於激進,會因為走的太遠太快而引發那些越來越可怕的右派的危險反應。換句話說,極端左派的危險在於展現未來。

【柯林頓降臨】

直到 1992 年之前,事情都進行得相當順利。美國正處於對執政黨的定期反感,布希越來越不討喜,那些從洛克菲勒家族、華爾街人士到佔據電視螢幕的新保守派專家們組成的權力精英,決定要再次改變。他們開始宣傳,反對布希的增稅(同樣的這群人卻忽略雷根的增稅)、痛斥他出賣選民所授權的小政府(例如,選舉前一位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員工把寫實又帶血的布希頭顱放在大盤子上。)

更關鍵的是,精英們向我們其他人保證 Bill Clinton 是個可以接受的溫和派、「新民主黨」,他再壞也不過就和中間派共和黨布希差不多,如果好的話,華盛頓與紐約的溫和派以及華爾街的保守派都將易於與之共事。

但執政精英,無論是右派或左派,既不萬能也非無所不知,他們就像我們這些其他人一樣地混日子。他們得到的並非溫和左派,而是一個近乎狂熱的左派政權,掌權的是總統幾乎瘋狂的能量,加上希拉蕊交融著極左派意識形態與無情權力慾望而成的自以為是傲慢。

柯林頓人馬迅速又全方位地左傾搞得體制派的天下大亂。這樣突如其來的強硬左傾,混雜對柯林頓人格特質的空前全國性厭惡,從中闢開一個缺口,引發公眾對於柯林頓與大政府強烈且廣泛的厭惡。

公眾受夠了;對此感到厭煩。有個老朋友提醒我,共和黨現在可以重新用回他們在 1946 年最後一次勝選時採用的簡單又有效的口號:「受夠了嗎?投共和黨吧!」。簡言之,右派民粹主義、半自由意志論者以及反大政府的革命已全面啟動。

執政精英們現在要怎麼做?他們手上的任務很艱鉅,而那些真心致力於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必須確保這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統治精英必須做到以下幾點。首先,他們必須確定國會中的共和黨領袖(及最終總統候選人)是良好的中間派,其言論無論如何都要「適度合宜」,不管他們是怎麼在修辭掩護下維持並推動大政府計劃。

接著,至少在未來兩年內,他們必須看到柯林頓穿回先前的新民主黨外衣,放下他的極左派計劃。這樣一來,兩黨勝出的新中間派可以再次參與舒適的精英聯盟協作,而金融與媒體精英們能沉回他們所熟悉的航道,一帆風順地穩定推進集體主義。

【阻礙民主】

這些行動主張意味著阻礙民主及民主選擇,這決不是偶然。毫無疑問的,左派人士、少數族群、教師工會等民主黨基地,以及民主黨部隊與積極分子,都吵著要繼續,甚至是加速柯林頓的極左派計劃。

另一方面,主流民意,正如 1994 年的選舉結果,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等多數公眾,當然還加上共和黨部隊與積極分子,都偏好回撥歷史並推翻大政府與福利國家。不僅如此,他們的忍耐到達極致、充滿憤怒也下定決心:他們正處於革命情緒。

你有沒有注意到,僅管那些社會民主派精英們永遠嘟嘟囔囔著「民主」的至關重要,但是當美國或全球正迅速表達他們不喜歡的民主選擇時,他們就變得酸諷?他們迅速地透過媒體抹黑、誹謗以及徹底的強制鎮壓來阻礙民主。

由於統治精英的生活仰賴於敲詐與主導被統治群眾,因此,統治精英的經濟利益必然永遠對立於被統治群眾的經濟利益。美國在這十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根本衝突,一頭是自由主義統治者/學者/企業家/官僚精英,另一頭是美國公眾。這種衝突不只體現於稅收與補貼,更橫跨社會層面、文化層面、道德層面、美學層面與宗教層面。

《Harper》雜誌在 1994 年 12 月的一篇精闢文章中,已故社會學家 Christopher Lasch 預告他即將出版的《精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該書指出美國精英如何根本性的反叛幾乎所有的基本美國價值觀、習俗與傳統。美國基層對於這種衝突日益增加的瞭解,催化且加速了右翼民粹主義革命,這個革命不僅反抗華盛頓統治者、稅收與管制,也全面性地反抗精英試圖強加於頑抗美國公眾的華麗修辭外衣。公眾終於認清並感到憤怒。

【案例研究:《187號提案》】

加州《187號提案》是個有趣的案例,用以研究知識分子、企業家及媒體精英,與普羅大眾之間的嚴重裂痕。精英們以大量資金與宣傳來阻撓公眾意願;動員「受壓迫」少數族群的支持;當這些最後都失敗時,如果可能的話,甚至願意動用反民主的強制手段來永遠阻止美國公眾明顯的意願。簡言之,「民主」正在行動!

近年來,移民大量湧入加州,其中多為非法移民,這些移民部分來自於亞洲,主要來自於墨西哥和其他拉美美洲國家。這些移民主導且轉變了許多文化,他們證明自己無法被同化,並淹沒眾多如醫療照護、福利受助名單與公立學校等稅收資助事業。因此,前移民官員 Harold Ezell 協助倡議《187號提案》,該提案內容只不過是要求取消所有對加州非法移民的稅金資助。

《187號提案》提供明確的選項,針對是否一舉取消某個族群享有之福利計劃進行公民投票,而這個族群剛好是非法份子。如果我們對選民的評估正確,這樣的提案應該得到支持,不只是保守派與自由意志者,還有每一個理智的美國人。當然,非法移民不應對納稅人揩油。

僅管《187號提案》的組織者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規模基層組織,該提案仍廣受支持並得到連署,迅速地在民意調查中以 2:1 領先。而每個資金充盈的主流精英團體,不僅反對《187號提案》,還毫不留情地進行抹黑。

這次抹黑聯盟包括大媒體、大企業、大工會、教師組織、藥師組織、醫院組織、社會工作者(後面四組人馬透過福利型醫藥與公立學校系統而理所當然地受惠於稅金資助)、知識分子、作家、學者、左派、新保守主義者等,他們譴責《187號提案》的基層支持者是本土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納粹等等你想得到的任何名字,甚至指責他們倡導貧困、飢餓與傷寒。

全體官派自由主義者(或左派自由意志論者)也加入這個由雄厚資金支持的歇斯底里抹黑運動,包括除了 Mises Institute 以外的幾乎所有「自由市場」與「自由意志」智囊團。加州的自由黨也加入戰局,激烈地反對即將取消稅金資助非法移民的措施,令人難以置信地承諾道,透過夠多的非法移民湧入與數量上升,將成為削減福利國家的重要一步。

曾經抱持一貫自由意志主義的《橘郡紀事報》也逐日痛斥《187號提案》,並詆毀長期親近該報與自由意志主義運動的橘郡眾議員 Dana Rohrabacher,因為他支持《187號提案》。這些社論激起納稅人讀者寄發無數的憤怒信件。

忠於角色的新保守派與官派自由意志智庫也加入譴責《187號提案》的精英聯盟。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 Stephen Moore 抱持著密切合作的托克維爾研究所(Alexis de Tocqueville Institution),透過 Cesar Conda 發表了反對這項措施的聲明,該聲明獲得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理性基金會(Reason Foundation)甚至競爭企業協會(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聯署。

《華爾街日報》譴責這項倡議就像體制派《洛杉磯時報》一樣野蠻,而新保守主義總統候選人 Jack Kemp 和 Bill Bennett 則從華盛頓的利維坦中心主動發出一份割斷自己政治喉頭的聯合聲明,督促加州民眾抵抗該項措施。此種行為是自我毀滅,因為,帶領著其他加州共和黨的加州州長 Pete Wilson,正因及早攀附支持《187號提案》而挽救自己的政治生涯,騎著這個議題輕鬆擺脫左派 Kathleen Brown。

智庫的情況相對之下則是容易解析的謎團。這些右傾組織的大量捐款來源都強烈反對《187號提案》。而他們想獲得媒體專家與華盛頓溫室認同的渴望也同樣具有影響力,在那裡,一個錯誤回應就可能導致地位損減。

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 Kemp 和 Bennett 加入反對《187號提案》,為什麼他們又在提案通過後繼續譴責?畢竟,他們可以什麼都不說;他們並非加州人,甚至可以不加入戰局。

據可靠報告顯示,Kemp 和 Bennett 被著名的 William Kristol「說服」,採取這種有勇無謀的立場,William Kristol 繼承了他的父親 Irving 創建的新保守主義運動王朝。

Kristol 到底透過什麼手段達成他的說服詭計,相當耐人尋味。誘因當然不全然是知性上的理由;而 Kemp 和 Bennett 在面對這位教父時,當然也不單關注於總統職位,也關注他們現在正享受的肥缺。

在此期間,按照通常模式,統治精英能動員「受壓迫」的群眾來反對《187號提案》,讓那些黑人以及持續保持大量移民數量的亞洲人或猶太人族群,激發反對此項措施的溫和多數明確表態。

那些一面倒地反對《187號提案》的選票,當然,來自拉丁美洲裔,他們在加州的合法與非法移民中占多數,而且也有許多非法移民進行違法投票。大量的墨西哥裔與其他拉丁美洲裔美國人,揮舞著墨西哥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旗,以及西班牙的標誌,進一步更推動兩極化,大規模地激怒白人選民。甚至墨西哥政府也加入煽動,獨裁者 Salinas 與他的繼任者 Zedillo 譴責《187號提案》侵犯人權。

經歷媒體與其他精英 10 月的大量閃電戰後,媒體的民意調查斷言《187號提案》從 2:1 變成不分上下,並解釋「一旦公眾有機會研究《187號提案》,他們現在意識到」…等等等。迷霧散於大選之夜,僅管在大筆資金贊助的這些宣傳下,《187號提案》仍以 2:1 通過!簡言之,要不是媒體民意調查說謊,就是公眾察覺到媒體在意識形態上與文化上的惡意衝突,並對公眾說謊。

這個傳奇的最終啟發很簡單:僅管精英不斷努力,他們仍然輸得可憐,看到民主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反抗時,就迅速變成公然脅迫。選舉後不到 24 小時,一名聯邦法官就頒布禁止《187號提案》施行的多年期禁令,直到在未來某天聯邦司法終能宣布《187號提案》違憲。毫無疑問地,由最高法院帶頭的聯邦司法豪強幾年後會如此聲明。

【這麼多「民主」!】

對於自由派、新保守主義者、官方保守派與各界精英而言,只要聯邦司法機構一開口,每個人都應該閉嘴並接受結果,特別是受人敬仰的最高法院。但是,為什麼?難道是因為獨立司法機構與司法審查的神聖,以及它對其他政府部門提供明智的制衡嗎?

但這是自由主義最大的騙局。《憲法》的重點是替中央政府銬上枷鎖,讓政府被緊緊束縛與限制,作為各州、當地社區與美國人民權力的保鑣。

早期的美國共和國,沒有任何政治領袖或政治家會等待最高法院釋憲,而且法院也沒有壟斷解釋或執行《憲法》。不幸的是,現實生活中聯邦法官並非「獨立」,是由總統任命並經參議院核可,從一開始就是聯邦政府的一部分。

正如 John C. Calhoun 在 1850 年的明智警告,一旦我們允許最高法院壟斷政府(也包含它自己)權力的解釋,最終將無可避免地導致聯邦政府挾持司法的專制主義。而這正是目前所發生的事。原先用來綁定政府並嚴格限制聯邦利維坦的手段,被最高法院與其他司法機關扭曲,將《憲法》完全改變成「活」的機器,從而變成將專制的工具,以及凌駕幾乎每位美國公民生命的絕對權力。

其中一個廣受美國人民歡迎的措施是州與聯邦議會的任期限制。但這項運動的悲劇在於錯置焦點。自由派曾經正確地指出公眾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限制」立法人員的任期,正如他們在 1994 年 11 月選舉中的光榮行動,透過落實自己的民主意願把流氓給趕出去。

但當然,自由派就像官派保守主義者一樣,巧妙地忽略那些不以任何方式向美國公眾負責,也不能透過民主投票將其踢出辦公室的政府部門。但這些最迫切地需要任期限制的帝國性、腫脹且專制的政府部門,卻沒有人會為此做任何事情。也就是說,這些行政分支,除了總統本人的第三屆限制之外,都能永久地進入公務員隊伍,不會被選民給踢除;最重要的是,在這些人之中,部份的聯邦法官任期有十四年,而最高法院的寡頭則終生束縛著我們(第三條聯邦法官一般為終生任職)。

我們真正需要,不是對透過選舉產生之政客的任期限制,而是取消公務員(1880 年代才開始),與技術官僚和官僚精英所謂的「考績制」,最重要的是,消除司法專制。

【為什麼一定要民主?】

綜觀意識形態光譜,從左派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到官派保守主義,「民主」被視為準則與絕對道德,幾乎取代了其它所有的道德原則,包括十誡(Ten Commandments)和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但是,正如 Mises Institute 的資深研究員 David Gordon 所言,儘管有這樣普遍性的遵守,「幾乎沒有論點能支持民主的可取,而那些少數論調看來都慘澹地薄弱」。民主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神聖,是壓倒一切的當務之急,顯然也高於凡人間的討論。

事實上,究竟民主有什麼好?民主本身幾乎不能算是種美德,更談不上壓倒一切,它也沒有自由、財產權、自由市場或嚴格限制政府那麼重要。民主只是一種程序,一種選擇政府統治者與政策的手段。但民主確實有一個重要的優點:提供人民意志和平勝利的手段。

選票,在老式術語中,可以當成和平且非破壞性的「替代子彈」。這也使得,勸誡那些激進主張(在此指的是尖銳而不一定是左派)變革者,應從現有政體的「體制內」說服多數選民,而非暴力革命,具有意義。

當選民希望徹底改變時,政治機構要能夠快速且順利地反映這種變化,這相當重要;阻撓這種渴望是在破壞民主程序,透過兩極化對立,從而威脅或甚至帶來社會暴力衝突。如果選票確實是顆替代子彈,那麼,選票必須被允許起作用並產生立即效果。

這就是為什麼,阻撓選民所授權的《187號提案》,相當危險且具破壞性。顯然的,在選舉中失敗的統治精英已經作好準備,使用反民主的手段來鎮壓選民的意志。

《187號提案》僅是案例之一。另一個,是透過《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建立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實施選民強烈反對的全球重商主義。這個協定透過那些被選票否決也快要下任的國會議員進入國會表決,這些政客就像 Mises Institute 主席 Lew Rockwell 所說的那樣:待價而沽。

毫無疑問的,聯邦司法機構不會發現這個條約有任何的違憲疑慮。除此之外,聯邦司法機構還製造了一堆沒寫在《憲法》上也肯定會被選民反對的憲法的「權利」,包括用稅金資助公立學校的受教權;同性戀不受歧視的權利;還有公民權利、平權法案等等等。

在此,我們只需要檢視著名的 Roe v. Wade 案裁決,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製造了「墮胎權」。《憲法》成立以來,這類事宜一向被認為是州政府與警察權的司法管轄,聯邦政府只應處理外交事務與國際糾紛。

正如《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與 Mises Institute 客座學者 Samuel Francis 指出的,反墮胎者對於墮胎手術醫生與診所採用暴力而產生的恐慌雖然合理,但卻忽略了關鍵的一點:即,那些人認為墮胎就是謀殺而且應該被禁止,他們就像其它人一樣,被告知要以和平的「民主」方式採取行動。他們也真的這麼做,說服某些州的選民與立法者限制甚至禁止墮胎。

但這一切都已化為泡影,因為那些非經選舉產生、不對任何人負責的終身制最高法院,宣布墮胎是聯邦權利,跳過每個州的立法機關,現在每個人都得聽令翻滾還有裝死。在此案例中,最高法院流氓的這種反民主言論,難道不是對暴力發出的公開邀請?

為了回應少數反墮胎者的暴力行為,支持墮胎的運動危險地主張接近壓制言論自由的要求:他們聲稱那些認為墮胎就是謀殺的人要為這些暴力負責,因為他們創造出「仇恨」的意識形態氛圍,替暴力設好舞台。但真正的責任,當然,應該歸屬到其它地方。這個暴力的舞台,並非反墮胎的作家或理論家所設立,而是惡霸最高法院以及那些編織最高法院擁有絕對權力的辯護士。

事情並非總是如此。舊共和國真正的民主精神,最能體現於 Andrew Jackson 總統評論當時大政府主張帶頭者的名言:「大法官馬歇爾做出裁決;現在讓他自己去強制執行。」

【該拿司法機構怎麼辦】

真正有效革命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必須對暴政司法採取行動。倡導其他必要的立法措施來回滾並廢除大政府與福利國家,雖然重要,但遠遠不足。必須拔除聯邦司法機構的毒牙以避免它運行任何類似計畫。

假設輿論壓力與投票可以取回國會控制權,必須把此機制也延伸至聯邦司法機構。該怎麼作?彈劾程序過於緩慢且繁瑣,而且只能逐個法官慢慢解決。透過國會或一定數量州政府提出《憲法修正案》,修正受歡迎的任期限制或類似《187號提案》的運動,比彈劾程序好一些,但過程也過於緩慢且可能被少數人阻止。最快也最直接的辦法是讓國會採取行動,因為國會無需繁瑣的修改就幾乎能刪除整個聯邦司法管轄。

因此,如果需要的話,國會能夠廢除多項聯邦司法行為,並通過新法將聯邦法院退回原先狹窄且受限的司法管轄權。同時,《憲法》規定國會需支付現有最高法院成員的薪資,但國會可以使用撥款權,剝奪法官除了薪資以外的員工、辦事員、建物、津貼等。

此外,《憲法》只規定最高法院;國會可以取消其它的聯邦司法機構,包括地區法院與上訴法院,進而有效削弱最高法院的力量,讓它自己去處理每年湧入聯邦法院的數千訟例。在這場國會與聯邦法院間的戰爭中,國會擁有所有王牌。

【革命被背叛了嗎?】

這場反對大政府與其作為的偉大、和平、民主的人民革命,只花不到二十四小時就遭背叛。不只是法院,還有那些共和黨參議員與眾議員的領導,都試著要阻撓那些人民透過選舉送入國會以實現人民意志的新興共和黨員。這些領導受到我們老朋友 William Kristol 的慫恿,他在每場選後演講中,敦促共和黨不要參加反對大政府的「神風特攻隊」或「自殺」任務。他敦促他們把重點放在制度改革、對一兩個計劃贏得象徵性勝利、慢慢建立公眾對新改革的支持等等。

這些修補與操縱的目標為何?其目標正如 William Kristol 對一位美國觀眾所言,是讓共和黨在 1996 年贏回白宮。對 Kristol 和他的朋友們而言,自己的利益是權力政治的唯一目的。那小政府、自由、財產權這些呢?這些想法拿來餵養保守派民眾很好,但它們跟「執政」無關。

由於基層保守派黨員早就知道「高稅」Bob Dole 的名號,這場革命真正危險的背叛者是 Newt Gingrich,他慣以激昂、革命性的右派言論,掩蓋自己往集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福利國家靠攏的事實。80 年代時,他的記錄並非保守派,事實上,還低於共和黨的平均水準。而回想他自稱為「自由貿易者」的主要立法政績,不過就是他和 Jack Kemp 辛苦耕耘的對南非貿易制裁。

不幸的是,保守派民眾就以言論內容來衡量政客的傾向,而非他們的實際政治行動。因此,危險就在 Gingrich 不僅能夠成功地背叛革命,還能同時誆騙革命群眾,讓他們以為自己獲得勝利,可以閉上嘴巴回家休息了。以下有幾個檢核重點,看看 Gingrich 和他的「條約」在實際上是信守革命理念,還是他與那些共和黨領袖都一起背叛了此場革命。

稅。稅率是否大幅減少(或盡快廢除),特別是所得稅?更重要的是,稅收總額是否大幅減少?不幸的是,包括 Gingrich 的所有共和黨領袖,仍然堅定地致力於災難性的 1990 年布希暨民主黨預算協議的基本公理:任何的減稅都必須以其它地方的增稅、「費用」或「捐獻」作為補償。因此,除了大規模減少所得稅之外,不應提出任何新增稅項。

政府開支。聯邦政府開支必須大幅削減,這指的是真正的削減,而不是「上限」、支出增長速度削減、預計增幅削減、合併、消費轉移或其他那些改變「削減」字義的廢話。到目前為止,「革命性」Gingrich 只提及某些支出的「上限」,他允許增加「生活支出」以及各層政府機構間轉來轉去的消費支出轉移。

但我的意思是:恐怖!難道是削減國防、削減社會保障福利、削減聯邦醫療保險和其它那些?是的。是的。是的。這將是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手段,例如,在一年內直接削減 305 的聯邦開支。這個大幅刪減將涵蓋任何現有機制,那些官僚透過自己決定要削減什麼來達到 30% 減支任務來解除歇斯底里。

放鬆管制。對企業與個人進行大規模且直接的鬆管。在此想像不出具有價值的漸進主義或「逐步」主張。不用說,那些資金沒有著落的國家授權或個人都應立即廢除。所有的「公民權利」、殘疾「權利」等規定都應取消。這同樣也適用於任何投票或競選規定,更不用說「改革」。勞動關係的規章與管制,包括《諾里斯-拉瓜迪亞反禁令法案》還有德高望重的《國家勞工關係法》,都應予以取消。

私有化。我們必須私有化聯邦政府的營運,如果做不到,至少要把它們交給各州或者私人競爭。虧本、低效、落後的郵政服務是個明顯的例子。聯邦公有地也是個極好的例子。剝離聯邦資產除了本身是件好事之外,還能幫助西部的反聯邦公有地革命,也有助於降低政府支出。

削減官僚。再次聲明,對政府僱員數目設定上限或減緩增長速度,都不是削減。我們必須進行大規模削減,包括整個取消無用且反生產的政府機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不如我們先廢除能源部、教育部、住房與城市開發部、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還有商務部如何?這意味同時也要廢除它們的功能。否則,在典型的官僚伎倆中,同樣的功能會被移到另外一個現有的其他部門或機構。

種族偏好與槍支管制。每個誠實的民調專家都不得不承認這兩個議題對選舉非常重要,特別是在那些對政治興趣不大的白人男性人口區段。任何否認抵禦私人或公部門侵害之個人權利的政府,禁止學生與工人從自己辛勤工作與學習中實現收益的政府,都非道德上的合法政府。然而,在共和黨精英的強烈呼籲中,並未提及這兩個問題。Gingrich 本人已經承諾不會廢除《布萊迪法案》,而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仍是禁止公開討論的主題。共和黨衝破禁令的戰略位置良好,但共和黨領袖對這些不感興趣。

終結偽幣。錢是經濟體中最重要的一個層面,而政府資助赤字的手段之一,基本上就是透過印刷偽幣來建立永久性通貨膨脹。為了終結這個關鍵且具破壞性的國家主義與政府干預手段,我們必須回歸到健全且源於自由市場的貨幣,這意味著回歸到一個金本位美元,並廢除不受公眾或國會控制的另一個關鍵專制聯邦機構: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政府透過美聯儲卡特爾化且資助銀行系統。廢除美聯儲的簡版,是它的營運應被「封印」或凍結,換言之,它不應被允許購買更多資產。

國外事務的干預政策,包括對外援助與國際官僚機構。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那些「體面」的官員、學者、智囊團、大媒體、大企業、銀行等統治精英,與一般公眾之間的公開衝突。在所謂「兩黨合作必要性」的掩護下,精英們不顧美國公眾的意願,強加各種干預政策、對外援助、管理國際貿易、步入世界經濟甚至是政治上的政府。

從聯合國、馬歇爾計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到《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共和黨領導層已經與民主黨同一步調。因此,柯林頓才有辦法在每任不分黨派的前總統措施上,增加自己的新措施。在這條路上走的每一步,總統與精英們都威脅就連走得太慢都將帶來世界災難。到目前為止,不管公眾意願為何,他們已經達到目的。

透過上面的清單,堅持這些原則,每個讀者都可以輕鬆地自行判斷 Gingrich、Dole 等人,到底是堅持這個反大政府、反華盛頓的人民革命,忘掉《平衡預算修正案》、委員會改名、國會實施新法,或資本利得稅削減那類瑣事,那些都是無法執行的噱頭,關注真正的減稅政策、真正的平衡預算、廢除管制與削減官僚。

搞清革命是否被背叛的明顯測試,體現在 Gingrich 和 Dole 的蠻橫行動,他們不僅背叛了人民革命,還背叛了自己的近期勝利。他們不僅炒作柯林頓暨布希的 GATT 與 WTO,還草率地讓它在被選民掃地出門、失去信用且即將卸任的民主黨國會中通過。平常公眾意見出口的媒體這次出奇地沉默,但一份獨立民意調查顯示,75% 的人反對並將其視為違法程序。

看著被掃地出門且信用破產的 Tom Foley,透過 Gingrich 和 Dole 的協助以及違憲的「快速通關程序」,主持 GATT 的表決,令人感到難以承受地噁心。Foley 現在正懶洋洋地躺在家裡,享受他多年的政府「服務」而「有資格」獲得的 123,804 美元退休金。就算我們把他們踢出辦公室,我們還是不能阻止這些水蛭投票給世界政府計劃,也不能阻止他們繼續吸納稅人的血!

國會在此次對行政機構令人震驚且卑劣的投降中,還同意割斷自己的喉嚨,剝奪國會本身(及其所屬機構)討論與修改這份邪惡條約的權力,甚至串通好把這份條約命名為「協議」,如此一來,他們可以躲過《憲法》針對條約需要取得超過三分之二參議院表決的明白規定。

統治精英通常能依靠自由派來支持大政府立法措施,如 GATT、NAFTA 還有其他用來控制全球經濟的工具。但是,我們絕不能忘記《華爾街日報》在參議院表決當日吹噓著:「眾議院的共和黨替 Bill Clinton 兩個重要政績提供大量選票:NAFTA 與 GATT。」

這些滑稽的跨國集權主義不能怪罪於基層黨員。許多像樣的共和黨人,包括與 Gingrich 同州出身的其他人,都對該條約投反對票。但 Gingrich 將使用他的權力懲罰持不同政見者,而這個事件也不會是共和黨領導層最後一次的政治背叛。

【應該怎麼做?】

上述評估並不意味著毫無希望,什麼都沒法做。相反的,我們必須動員民眾的激進與革命情緒。我們需要把對政府持續施壓的觀點深植於公眾心中,特別是那些他們最近選入國會的參議員與眾議員。

在這批新興國會議員中,有許多真正的右派與民粹主義者,他們真誠地希望回歸小政府,他們也不對 Gingrich 派或 Rockefeller 派等共和黨體制派懷抱感激。選民與選民組織,透過這些真正保守派國會議員的協助,能夠持續對政治精英施壓,讓他們採取有效行動而非阻撓那些授予他們權力的選民意志。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會被掃地出門。

如果沒有教育,什麼都做不成。這是保守派、自由意志論知識分子、智囊團以及 Mises Institute 那樣的意見領袖身負的重要任務,教育公眾、商人、學生、學者、記者還有政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及兩黨合作下統治精英的邪惡本性。

我們必須記住精英只是少數;他們透過詐欺與誤導脫身,因為他們一直有效控制各種塑造輿論的機構(媒體、知識分子等)。

大多數公眾已經對所有精英抱持著健康的懷疑與不信任態度,認為他們有欺騙與背叛的傾向。但這種健康的不信任情緒遠遠不夠;公眾,以及媒體界、學術界與政治界中的賢達人士也必須瞭解現實的究竟。具體而言,他們必須了解:什麼樣的措施能夠滿足人民意志並帶來人民渴望的革命;什麼樣的措施只是轉移反大政府革命的焦點;還有這些統治的意見塑造者為什麼要欺騙人民,他們又是如何欺騙人民。

Mises Institute 雖然規模小,但它將自己定位成這場教育革命的領導。它不依賴政府補助、大企業利益,甚至是大型基金會。這意味著它不會被呼來喚去。雖然整體資源相對較差,但 Mises Institute 擁有重要的資產:明確的目標與獨立性。

在它存在的 12 年中,Lew Rockwell 小心翼翼地保護這兩項資產,它的財務完全依靠有原則的個人與無利益相關企業的支持,它這種做法也激起左派自由主義者、官派保守主義者還有政治智囊團與左派知識份子組成的軍團等群體的驚訝與憤怒。

所有這些任務,Mises Institute 都已經取得相當成效。Mises Institute 以有限的資源獨立奮鬥,成為堅強的思想影響。僅舉一例:Mises Institute 早在 1 月份就率先發表一份徹底譴責 WTO 的文章,不僅揭露 WTO 強加全球貿易管理的當前企圖,還深入研究了它的歷史,將 WTO 的歷史追蹤回 1970 年代、1940 年代,甚至是 Woodrow Wilson 的「世界貿易法庭」。

這篇文章以及與其他 Mises Institute 的著作,都明確定義出右派、左派與中間派的辯論。甚至是美聯社在眾議院投票前一天,在其提供歷史看法的專欄中,幾乎逐字逐句地抄襲 Mises Institute。

雖然它帶給柯林頓和他在共和黨的盟友們很多麻煩,Mises Institute 並沒有獲勝,但它確實動員了美國人民,並確保這場反大政府的革命將繼續且加強。而這場革命的知性領導將是 Mises Institute。

Mises Institute 帶著原則與一致的自由意志論及自由市場觀點進入公眾討論與知性辯論,它揭露了許多謊言,包括眾多國家主義、世界規劃師、新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餘孽,還有那些膽敢冒用光榮「自由」、「自由市場」或「自由貿易」來放任實質上是相反作為的冒牌者。

「自由」這個術語,被社會民主派偷去冒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而我們現在還面臨其他術語被偷用的危險。只有致力於真理之光可以消除這些迷霧。

Mises Institute 已經對這個國家的每個人與每個組織的資金發揮重要的思想與政治影響。它的任何資源增加都會倍增為難以估量的影響力。

那些強調社會與政治思想重要性的人,往往只看長期發展,把注意力關注於後代。這些都正確、重要也不容遺忘。但是思想不只對某個時代重要;思想對於此時此地也至關重要。

在革命發酵的時期,社會與政治變革通常都突然且迅速。1994 年 11 月的選舉只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Mises Institute 遇到一個獨特且光榮的機會,復興自由、自由市場與私有財產的思想,並幫助我們把美國的榮耀從那些背叛自己靈魂與精神的人手中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