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photo credit: Saint Huck via photopin cc
本文意譯Murray N. Rothbard所著之《Egalitarianism as a Revolt Against Nature, and Other Essays》第15章，Rothbard談到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應該要有的精神，勉勵我們激進原則才是前進的唯一正道，他談到功利主義的說法只是自由所帶來的其中一個附加好處，追求功利並不能成為自由運動的主幹精神，只有對正義的渴望與激情才能成為自由意志論者心中的支柱。
相較於怯生生的漸進主義者，真正的自由運動應該要在追求正義的驅動下穩扎穩打，自由的目標不能有任何妥協，我們只有在遙望無疑目標的正確道路上信步前進，才不會走偏了路，我們抱著堅定的道德原則處事，正義與非正義都在心中澄澈清明，Mises、Lead、Rothbard、Hoppe這些名單列不完的自由英雄們，都在自由的道路上豎立了榜樣，面對責難、誤解、抹黑與嘲弄，他們堅定不移，提供我們許多意志的食糧，Rothbard的《The Ethics of Liberty》無疑是他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之一。
對於那些認為「廢除所有非正義」的呼籲「不切實際」的批評，Rothbard反過來提出這些評論是將「目標」與「實現目標的策略」混為一談的抹黑。自由意志論者的目標相當「實際」，因為，不公正的問題純粹只是人的意志所造成的結果，在這層意義上，只要有夠多的人認同自由，解放所有不公的目標終將實現，這個過程在人類歷史中不斷出現，美國的廢奴運動特別具有代表性。
感謝mises.org，追求正義的渴望凝聚在此，mises.org不只提供精神糧食，還提供推動運動的彈藥，驅動自由志士前進的不是功利主義，而是道德堅持，我很慶幸自己能夠成為自由意志推動者的其中一員。
為何要當自由意志論者？｜Why Be Libertarian?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到底，為什麼要當自由意志論者？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意思是，究竟這一切是為了什麼？為什麼要為了個體自由的原則與目標，投入終身承諾？在這個基本上不自由的世界裡，這種承諾，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現狀的激進異議與疏遠，而這等同於金錢與聲望上的許多犧牲。人生苦短，勝利卻在遙遠的將來，究竟為了什麼要經歷這些？
或許你很難相信，我們發現，這個國家出現越來越多自由意志論者，他們從相當狹窄與個人角度的觀點出發。許多人將自由當成知識系統或美學目標而深受吸引，但自由對他們而言仍不過是智力遊戲，完全脫離他們所認知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活動。有一些自由意志論者的動機則純粹從個人財務角度出發。他們意識到自由市場可以提供更大的機會讓獨立個體謀取創業利潤，他們成為自由意志論者只是為了謀求企業利潤的較佳機會。雖然，在自由市場與自由社會中，獲利機會將更廣泛且大幅提高，這是事實，但若把這當成自由意志論者的主要動機，又顯得滑稽。考慮到實現自由之前必須經歷的道路往往曲折、困難又艱苦，自由意志論者獲取個人利益的機會，負面往往大於正面。
這些賭徒和獲利投機者在推動自由的運動中，只會獲得最少的利益，那是這兩個族群狹隘又短視的後果。但是，實現最終自由卻只有這條路。想法不會突然憑空出現在世界上，尤其是激進想法，想法只能透過人們而生，因此，這些族群的發展與支持，也就是所謂的「運動」，變成那些認真推行自我目標之自由意志論者的首要任務。
談到這些眼光狹隘者，我們必須認清功利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共同點）並不是自由意志運動蓬勃發展的充要條件。雖然「自由市場會替所有人帶來更富饒又更健全的經濟」這種認知是事實也具有價值，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種認知是否足以讓夠多的人畢生奉獻於自由。
簡言之，有多少人願意忍受障礙並擁抱致力於自由所帶來的許多犧牲，這些人所占的百分比有比想要新型浴缸的人要來得多嗎？這些人難道不會乾脆接受較為簡單的生活，忘記那些浴缸？所以，雖然在完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與活動的結構中，功利主義經濟學不可或缺，但最終，這些機會主義者追求短視利潤的運動，只是自由運動中的一個不太令人滿意的基礎工作。
我們認為，只有在奉獻畢生給自由正義的激情下，自由運動才能穩扎穩打地蓬勃發展。那必須是我們的原動力，那才是在未來風暴中保護我們的武裝，而不是追求急功近利、智力遊戲，或冷靜計算經濟收益。為了獲得正義的激情，人們必須有一套分辨正義與非正義的理論，也就是一套分辨正義與非正義的倫理原則，功利經濟學提供不了這個。
我們將這個充滿不公正的世界，視為透過努力推動就能根除所有不公正的天堂。相比於此，其它傳統的激進目標則純然是烏托邦，譬如「消除貧困」，因為人沒有辦法單純透過實施人的意志就能消除貧困。貧困只能夠過一定的經濟因素操作來消除，也就是資本的投資與儲蓄，這只能透過長期改造自然資源來達成。簡言之，人的意志在此受到「自然法則」的嚴格限制，這個名詞很古老但卻始終有效。然而，不公正卻是人所造成，它們都是人的行為，因此，它們以及它們的消失，都取決於人的意志。
舉個例子：英國對於愛爾蘭人幾個世紀以來的佔領與殘酷壓迫。假如現在是1900年，我們在觀察愛爾蘭情勢並思考愛爾蘭人的貧困時，我們得承認：透過擺脫英國與其土地壟斷可以改善貧困，但若想要完全消除貧困，在最好的條件下，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並受到經濟規律的限制。可是，結束英國壓迫的這個目標，卻能透過人的意志而瞬間完成：只要英國決定撤出就好。
當然，這類決定沒有即時發生的事實並非重點；重點在於不公肇事者作出不公決定並加以實施的這個行為本身，在這個案例中，肇事者是英國政府。在正義的領域中，人的意志就是一切，只要人願意，愚公都能移山。因此，這種即時正義的激情，也就是激進的激情，不像瞬間消除貧困或將每一個人都變成開音樂會的鋼琴家那樣，並非烏托邦。只要夠多的人有意願，即時正義就可以實現。
那麼，對於正義的真正熱愛，必須要是激進的，也就是說，至少要有著激進且即時達成目標的希望。《Economic Education》的創辦人Leonard E. Read在寫《I'd Push the Button》時，非常貼切地傳達出這種激進的精神。當時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處理《價格管制局》對經濟施加的價格與工資管制。大多數經濟自由主義者都怯生生地「實事求是」，提倡不同形式的漸進式鬆管，Read在此採取明確又激進的原則，他的開場白是：「如果這個講台上有個按鈕，按下它能夠瞬間鬆綁所有的工資和價格控制，我會把我的手指擺到上頭，按下去！」1
因此，對於激進精神的真正考驗就是按鈕測試：如果我們可以按下一個按鈕，瞬時廢除所有對於自由的不公正侵犯，我們會按嗎？如果我們不會按，那們我們就不能說自己是自由意志論者，大多數人，只有在受到遵循正義的激情驅動下，才做得到如此。
真正的自由意志論者，可以用「廢除主義者」這個字概括，如果可以的話，他會立刻廢除所有對自由的侵犯，無論這些侵犯是原始的奴役，或是其它國家壓迫的實例。用另一個自由意志論者的話來講（譯註：Leonard E. Read），他會「狂按到起水泡！」
自由意志論者必須是「按下按鈕的人」與「廢除主義者」。因為受到正義的驅動，他不會被那些不道德的功利說法所說動，也就是那些所謂犯罪份子也要被「補償」才是正義的說法。偉大的廢奴運動在19世紀初盛行時，曾出現一種聲音，認為廢除奴隸制度的同時，奴隸主也要獲得經濟補償才算公平。簡言之，經過幾百年的壓迫和剝削後，還應該強迫無辜納稅大眾，進一步讓奴隸主得到可觀的回報！對於這項建議最貼切的評論，來自英國激進哲學家Benjamin Pearson，他說「他以為應該得到補償的是奴隸」；顯然，這種補償必須來自奴隸主本身才正義。2
一般的反自由意志論者與反激進者，會把這種「廢除主義」視為「不切實際」，做出這種指控的他們，無可救藥地把「預期目標」與「達成目標之戰略評估」給混為一談。
劃分原則時，不將評估戰略與期望目標混為一談，這點極其重要。首先，必須制定目標，在廢奴的案例中，目標就是即刻廢除奴隸制度或任何其它中央集權下的壓迫。我們在制定這些目標時，必須先把達成的可能性放在一邊。自由意志論者的目標很「實際」，因為只要夠多的人同意，他們的目標就可以達成，而他們的目標若是達成，世界將變得更好。目標的「實際」與否，只會受到「批判目標本身」的挑戰，而不在如何實現。當我們決定好目標之後，我們面臨的純然是策略問題：如何盡快地達成目標、如何打造社會運動去實現它等等。
因此，William Lloyd Garrison並非「不切實際」，他在1930年代提出立即解放黑奴的高尚準則。他的目標是對的，而他在策略上也相當實際，他並沒有預期這個目標能夠快速實現。或者說，就像Garrison本人所言：
盡其所能地呼籲立即廢除奴隸制度，它終將一步一步地成真！我們從來沒說過奴隸制度會被單一事件推翻；但它應該要被推翻，而我們應該始終保持抗衡。3事實上，在戰略領域中，高舉激進原則的標幟，通常是達成激進目標最快的方式。如果純粹的目標從未出現，那麼就不會出現任何朝它前駛的發展。如果30年前沒有廢奴主義者的大聲疾呼，奴隸制度永遠不會被廢除，當廢奴時刻來臨之時，幾乎就是一擊即潰，而不是透過漸進或補償的方式。4
超越策略之上的，是出於正義的呼喚。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他1831年初著名的《The Liberator》社論中，懺悔他先前採用的漸進廢除原則：
在此，我全面性地明確取消先前的發言，並公開請求上帝、我的國家、我的兄弟以及可憐奴隸們的寬恕，寬恕我曾如此膽怯、不公與荒謬。受到許多數落與攻擊，Garrison的回應是：「我需要全身投入火中，融化我身上一座又一座的冰山。」正是這種精神，標記出真正獻身自由事業的人。5
註1：Leonard E. Read，《I'd Push the Button》，New York: Joseph D. McGuire，1946年，頁3。
註2：William D. Grampp，《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年，頁59。
註3：引述於William H.、Jane H. Pease編，《The Antislavery Argument》，Indianapolis: Robbs-Merrill，1965年，頁xxxv。
註4：對於「不切實際」以及將善與當前狀態混為一談的指控，Philbrook教授做出相當精彩的哲學批判：
只有一種政策辯護會對經濟學家或其他任何人開放：始終維持正確的政策。真正的「現實主義」就像人們一直以來的智慧：在終極光明的啟發下做出立即決定。Clarence Philbrook，「Realism' in Policy Espous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3年12月859刊。
註5：有關Garrison的引述，參Louis Ruchames編，《The Abolitionists》，New York: Capricorn Books，1964年，頁31；Fawn M. Brodie，「Who Defends the Abolitionist?」，Martin Duberman編，《The Antislavery Vanguar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年，頁67。Duberman的書相當具有價值，收錄了那些獻身給當時現狀的人物，他們抹黑激進者，特別是廢奴主義者。具體參Martin Duberman，「The Northern Response to Slavery」，同上，頁40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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