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ans-Hermann Hoppe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這種將外部侵略類比於天災保險的譬喻基本上是錯的。侵略從來都不是不加選擇，而具有選擇性與針對性，防禦也是如此。每個人防禦的地點與事物都不同，沒有人的安全風險和別人一樣。然而，這個譬喻也包含了真相的核心，天災與外部侵略之間的相似性，並非是因為侵略與防禦本身的特性，而是國家侵略與防禦（國際戰爭）的這個具體特性。正如上文所述，國家是疆域內壟斷領土保護與徵稅權力的機構，而任何這類機構都因為能外部化侵略行為的成本，而變得更具侵略性。然而，國家本身的存在不只提高侵略的頻率，它還改變全部的特質。國家，尤其是民主國家，意味著將侵略與防禦轉變為不加區別的總體戰爭。[13]
想像一下完全不存在國家的世界。大多數財產所有者都會個別向大型的跨國保險公司投保，這些保險公司往往擁有龐大的資本儲備。而多數的高風險則無法受到承保，儘管並非全都是侵略者。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侵略者或侵略族群都將目標限制在最好是未投保的財產上，而且會避免「附帶損害」，否則這些侵略者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或多個經濟實力強大的專業防禦機構。同樣，所有的防禦暴力都將具有高度選擇性與針對性。所有侵略者都是位於特定地點並配備特定的資源的特定個人或族群。保險機構對於客戶受到攻擊所做出的報復回應，將會侷限在這些特定地點與資源，並希望避免損害到任何的投保對象，否則就得對其他保險公司糾纏或負起賠償責任。
而在國際戰爭的國家主義世界裡，這些都將有根本上的變化。其一，如果某個國家攻擊另一個國家，譬如美國攻擊伊拉克，將不是在特定地點配備有限資源且數量有限的個人所作的攻擊，相反的，這將是所有美國人以所有美國人的資源所作的攻擊。每個美國人都得納稅給美國政府，因此，無論人民事實上是否願意，都參與了每一次的政府侵略。所以，雖然聲稱每個美國人被伊拉克攻擊時都面臨相同風險顯然錯誤（即使這種風險很低甚至不存在，但紐約市所面臨的風險肯定高於堪薩斯州的威奇托市），但每個美國人在參與政府侵略的這方面上都是相同的，不管其自願與否。
其二，正如攻擊者的身分是國家，被攻擊者也是如此，也就是伊拉克。為了對抗美國，伊拉克政府有權對其人民徵稅並徵招武裝部隊。身為納稅人或役男，每個伊拉克人都被牽連進去政府的防禦，就像每個美國人都被捲入美國政府的攻擊一樣。因此，演變成所有伊拉克人對抗所有美國人的戰爭，即，總體戰爭。而攻擊方與防守方的戰略也都將相應改變。就算沒有其它原因，徵稅機關（國家）也會受制於稀有性，因此，攻擊者對攻擊目標仍具選擇性，然而，侵略者對於避免或最小化附帶損害的動機很低，或甚至根本沒有。相反的，因為整體人口與國家財富都參與防禦，附帶損害甚至是可取的，不管是生命或財產損害。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之間不存在明確區別，每個人都是敵人，而所有財產都支持其政府的攻擊。因此，一切都變成公平遊戲。同樣的，防守國不太會去擔心自己反抗攻擊者的報復所造成的附帶損害。每一個侵略國的公民與其財產，都是敵人的財產，因此，也都變成報復的目標。此外，在這種國際戰爭的特性下，每個國家都將開發並使用更多像原子彈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不是像我所想像之雷射槍那種遠距離精確武器。
因此，戰爭和天災兩者間的相似性－非選擇性的毀滅與破壞－全然是國家主義世界的特徵。
13 國家與戰爭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限戰爭（君主間）變到總體戰爭（民主國家間）的歷史性轉變，參見Ekkehard Krippendorff，《Staat and Krieg》，Frankfurt/M.: Suhrkamp，1985年；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收錄於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Theda Skocpol等人主編，《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年；John F.C. Fuller，《The Conduct of War》，New York: Da Capo Press，1992年；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Hans-Hermann Hoppe，「Time Preference,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e-Civilization」，收錄於John V. Denson編，《The Costs of War》，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Erik von Kuehnelt-Leddihn，《Leftism Revisited》，Washington, D.C.: Regnery，1990年。
譯者：吳莉瑋
摘自：私有防禦
7. 民主國家和總體戰爭
這種將外部侵略類比於天災保險的譬喻基本上是錯的。侵略從來都不是不加選擇，而具有選擇性與針對性，防禦也是如此。每個人防禦的地點與事物都不同，沒有人的安全風險和別人一樣。然而，這個譬喻也包含了真相的核心，天災與外部侵略之間的相似性，並非是因為侵略與防禦本身的特性，而是國家侵略與防禦（國際戰爭）的這個具體特性。正如上文所述，國家是疆域內壟斷領土保護與徵稅權力的機構，而任何這類機構都因為能外部化侵略行為的成本，而變得更具侵略性。然而，國家本身的存在不只提高侵略的頻率，它還改變全部的特質。國家，尤其是民主國家，意味著將侵略與防禦轉變為不加區別的總體戰爭。[13]
想像一下完全不存在國家的世界。大多數財產所有者都會個別向大型的跨國保險公司投保，這些保險公司往往擁有龐大的資本儲備。而多數的高風險則無法受到承保，儘管並非全都是侵略者。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侵略者或侵略族群都將目標限制在最好是未投保的財產上，而且會避免「附帶損害」，否則這些侵略者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或多個經濟實力強大的專業防禦機構。同樣，所有的防禦暴力都將具有高度選擇性與針對性。所有侵略者都是位於特定地點並配備特定的資源的特定個人或族群。保險機構對於客戶受到攻擊所做出的報復回應，將會侷限在這些特定地點與資源，並希望避免損害到任何的投保對象，否則就得對其他保險公司糾纏或負起賠償責任。
而在國際戰爭的國家主義世界裡，這些都將有根本上的變化。其一，如果某個國家攻擊另一個國家，譬如美國攻擊伊拉克，將不是在特定地點配備有限資源且數量有限的個人所作的攻擊，相反的，這將是所有美國人以所有美國人的資源所作的攻擊。每個美國人都得納稅給美國政府，因此，無論人民事實上是否願意，都參與了每一次的政府侵略。所以，雖然聲稱每個美國人被伊拉克攻擊時都面臨相同風險顯然錯誤（即使這種風險很低甚至不存在，但紐約市所面臨的風險肯定高於堪薩斯州的威奇托市），但每個美國人在參與政府侵略的這方面上都是相同的，不管其自願與否。
其二，正如攻擊者的身分是國家，被攻擊者也是如此，也就是伊拉克。為了對抗美國，伊拉克政府有權對其人民徵稅並徵招武裝部隊。身為納稅人或役男，每個伊拉克人都被牽連進去政府的防禦，就像每個美國人都被捲入美國政府的攻擊一樣。因此，演變成所有伊拉克人對抗所有美國人的戰爭，即，總體戰爭。而攻擊方與防守方的戰略也都將相應改變。就算沒有其它原因，徵稅機關（國家）也會受制於稀有性，因此，攻擊者對攻擊目標仍具選擇性，然而，侵略者對於避免或最小化附帶損害的動機很低，或甚至根本沒有。相反的，因為整體人口與國家財富都參與防禦，附帶損害甚至是可取的，不管是生命或財產損害。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之間不存在明確區別，每個人都是敵人，而所有財產都支持其政府的攻擊。因此，一切都變成公平遊戲。同樣的，防守國不太會去擔心自己反抗攻擊者的報復所造成的附帶損害。每一個侵略國的公民與其財產，都是敵人的財產，因此，也都變成報復的目標。此外，在這種國際戰爭的特性下，每個國家都將開發並使用更多像原子彈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不是像我所想像之雷射槍那種遠距離精確武器。
因此，戰爭和天災兩者間的相似性－非選擇性的毀滅與破壞－全然是國家主義世界的特徵。
13 國家與戰爭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限戰爭（君主間）變到總體戰爭（民主國家間）的歷史性轉變，參見Ekkehard Krippendorff，《Staat and Krieg》，Frankfurt/M.: Suhrkamp，1985年；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收錄於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Theda Skocpol等人主編，《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年；John F.C. Fuller，《The Conduct of War》，New York: Da Capo Press，1992年；Michael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Hans-Hermann Hoppe，「Time Preference,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e-Civilization」，收錄於John V. Denson編，《The Costs of War》，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Erik von Kuehnelt-Leddihn，《Leftism Revisited》，Washington, D.C.: Regnery，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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