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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引言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履行」:政客與知識份子

引言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B J Kelly via photopin cc

相比於傳統歷史學家將一戰視為破壞進步改革的看法,我個人認為一戰其實是美國進步主義的「履行」、集大成與名副其實的典範。[1] 基本上,我將進步主義視為大政府聯合大企業龍頭,並由摩根家族與新興之技術人員、統計知識份子族群所引導,針對經濟與社會進行全面性介入。在這樣的融合之下,這兩個族群的價值觀與利益都透過政府而達成。

大企業可以透過政府來卡特爾化經濟、限制競爭、管制生產與價格,實施軍事性的帝國式外交政策來強制打開國外市場,並以國家的武力來保護自己的境外投資。知識份子則能夠利用政府來限制外人進入自己的專業領域,從政府手中獲得替政府掩護、協助規劃、執行政府營運等工作。這兩個族群都相信,在這樣的融合當中,大政府可以被用來協調與詮釋「國家利益」,提供除了「狗咬狗式自由放任」與馬克思工人主義階級衝突這兩種極端之外的「中間路線」。

1830年代後千禧年論虔信新教徒攻下「洋基」地區的北部新教,也同樣賦予這兩個族群進步主義的動力,他們利用地方政府、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來杜絕「罪惡」,推動虔信主義,將美國打造為聖土,讓神的國度降臨世界。衛理教派Bible Christian Church的信眾部隊在189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摧毀了民主黨原先由「禮拜式」羅馬天主教與德國路德教派主導所投入的個人自由與自由放任理想,並建立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和諧又相對較非意識形態的政黨制度。進入20世紀後,這種發展創造出可以讓數目增長的進步主義技術官僚與行政官員來填滿的意識形態真空。由此,政府的焦點從立法機關(用以確保民主制度的部分),轉移到了由寡頭與技術官僚主導的行政機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替這些進步主義趨勢帶來了全面性的履行。軍事主義、強制徵兵、大舉干涉國內外事務、集體主義式戰爭經濟,這些都在戰爭過程中成真並建立了一套強大的卡特爾系統,從此之後,不分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這套系統的主導者們,將畢生精力都花在重建卡特爾。Robert Higgs教授在他傑出著作《Crisis and Leviath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章節中,將焦點放在戰爭經濟上,並點出這些戰時徵兵的相互關聯。

在此,我將把焦點放在Higgs較未著墨的領域: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族群在戰爭期間靠攏權力核心的過程。[2] 所謂「知識份子」,我指的是F.A. Hayek的廣義描述:不只是理論家與學者,也包含社會作家、記者、傳道人士、科學家、政治活動家等各種Hayek稱「思想二手經銷商」的公眾意見塑造者(opinion-molders)。[3] 大多數這些知識份子,不論其社會地位與職業,不是自認救世主的虔信教徒,就是曾經是虔信教徒,他們出生在信仰虔誠的家庭,儘管已經世俗化,內心仍抱有透過大政府來拯救國家與世界的強烈救世信念。但是,除此之外,奇怪但卻相當典型地,大多數人都結合自己的思想、救世主式道德觀或宗教信仰,投身所謂「價值中立」與嚴謹「科學化」的實證社會科學。不管是結合科學與道德觀而投身於杜絕「罪惡」的醫學專業人士,或者是類似立場的經濟學家或哲學家,都是典型的進步主義知識份子。

我在本文中將探討一些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個人或團體的案例,他們欣喜於美國參與一戰後自己與相同信念者所獲得的地位。由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在此無法全盤點清進步主義知識份子在戰爭期間的所有活動;特別遺憾的是,我得省略徵兵運動的精彩案例,那是由高階知識份子與摩根派商人領導的「訓練子弟兵藥方」。[4] 我還得省略全國傳道人士成群結隊的戰爭色彩,以及戰爭所導致的永久性科學研究卡特爾。[5]

有關本文的其他內容,沒有比威爾森總統1917年4月2號宣布參戰後所收到的賀詞更能題詞的了。該篇賀詞來自於威爾森的女婿財政部長William Gibbs McAdoo,他是南部虔信教徒與進步主義者,一生都在紐約地區以產業家的身分活動,紮實的摩根派。McAdoo向Wilson寫道:「您做了一件崇高的好事!我堅信這是神的旨意,美國應替世界各地的人類做出服務,您是祂所選的器具。」[6] 那可不是總統能夠不予同意的情操。



1 本文內容的更早論述出現在1986年10月於加州Menlo Park舉辦之太平洋研究學術會議(Pacific Institute Conference)的「Crisis and Leviathan」研討。書面版本出現在《th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9,no. 1(1989年冬)。該文重新發表於John V. Denson編,《The Costs of War: America’s Pyrrhic Victories》,(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年)。本文標題借用James Weinstein傑作的最後一章,《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年)。該書的最後一章起名為「戰爭為『履行』」(War as Fulfillment)。

2 Robert Higgs,《Crisis and Leviath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年),頁123–58。有關我自己對於一戰集體經濟的論述,參Murray N. Rothbard,「War Collectivism in World War I」,收錄於R. Radosh、M. Rothbard等人編,《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 Essays on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State》,(New York: Dutton,1972年),頁66–110。

3 F.A. Hayek,「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年),頁178以後。

4 有關徵兵運動,參Michael Pearlman,《To Make Democracy Safe for America: Patricians and Preparedness in the Progressive Era》,(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4年)。亦參John W. Chambers II,《Conscripting for Colossus: The Adoption of the Draf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I》,哥倫比亞大學1973年博士論文;John Patrick Finnegan,《Against the Specter of a Dragon: The Campaign for American Military Preparedness, 1914–1917》,(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1974年);John Gany Clifford,《The Citizen Soldiers: The Plattsburg Training Camp Movement》,(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2年)。

5 有關部長與戰爭,參Ray H. Abrams,《Preachers Present Arms》,(New York: Round Table Press,1933年)。有關科學動員,參David F. Noble,《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年);與Ronald C. Tobey,《The American Ideology of National Science, 1919–1930》,(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1年)。

6 引述於Gerald Edward Markowitz,《Progressive Imperialism: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on Foreign Policy, 1898–1917》,威斯康辛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頁375,在重要議題上被不幸忽略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