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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摘】戰爭集體主義 - 第二部分 - 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戰爭集體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政客、企業與知識份子

第二部分|婦女的戰爭與選舉運動

作者:Murray N. Rothbard
譯者:吳莉瑋
圖片:erin leigh mcconnell via photopin cc

第19號修正案是一戰的另一個直接產物,伴隨著禁酒令,但是影響時間更久。國會在1919年提出第19號修正案並在隔年批准,該修正案允許婦女投票。婦女參政運動長久以來一直與禁酒運動結盟。福音派虔信主義者亟欲對抗貌似對他們不利的民意,從而開始呼籲婦女選舉權(並在許多西部洲制定相關草案)。他們之所以這們做,是因為他們知道,虔信派婦女在社會上或政治上都很活躍,相對的,民族派與禮拜式婦女則往往因為文化上與廚房和家庭的羈絆而不太會去投票。因此,婦女選舉權將會大幅提高虔信派的投票實力。禁酒黨在1869年成為第一個支持婦女選舉權的政黨,並且持續保持此一立場。進步黨也同樣熱衷於婦女選舉權;它是第一個出現婦女代表的全國性政黨。基督教聯合戒酒婦女會是婦女選舉權組織的領頭者,該婦女會在1900年時已經達到300,000會員的可觀數目。婦女選舉權組織的主力-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連續三任主席的政治運動生涯都從禁酒主義者開始-Susan B. Anthony、Mrs. Carrie Chapman Catt與Dr. Anna Howard Shaw。Susan B. Anthony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議題:

這個國家有個內敵,敵人就是酒醉。所有和賭場、妓院、車廠工作相關的人都是反對婦女選舉權的鐵票,我的意見是,如果你相信貞潔,如果你相信誠信,那就採取必要的措施,把選票交到婦女手中。[20]

內布拉斯加州德美同盟會(German-American Alliance of Nebraska)針對1914年11月婦女選舉權公投的失敗發出呼籲。呼籲內容為德文,寫著:「我們的德國婦女並不想要投票的權利,而且,因為我們的對手呼籲選舉權的目的是為了要在我們的脖子銬上禁酒的枷鎖,我們應該盡其所能地反對…」[21]

美國加入一戰,提供了克服婦女選舉權之反對勢力的動力,不管是作為禁酒成功後的順理成章推論,或是作為婦女組織在戰爭中效力的回報。為了關閉循環,這些政治活動還包含杜絕色情,以及針對移民族群進行「愛國教育」。

美國宣布參戰後不久,國防委員會就建立了婦女防禦工作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婦女委員會出名。這個委員會的目標是「協作組織化與非組織化的婦女活動與資源,讓她們的力量能夠在被需要時所用,並提供一個讓婦女與政府部門合作的新管道」。[22] 前全美婦女選舉權協會之會長Dr. Anna Howard Shaw,轉而擔任婦女委員會主席的全職工作,另一位婦女委員會的主要成員Mrs. Carrie Chapman Catt,同時兼任選舉權團體的主席,同樣也是突出的參政婦女。

婦女委員會很快地就在全國各地設立組織,並於1917年6月19日召集了超過50個全國性婦女組織來討論整合彼此的努力成果。正是在這個會議上,不倦不怠的食品獨裁Herbert Hoover「強加了第一個明確指派給美國婦女的任務」。[23] Hoover以「保存」與消除「浪費」之名,邀請全國婦女一同參與他控制、限制與卡特爾化食品工業的野心計畫。婦女委員會的委員之一Mrs. Ida M. Tarbell慶祝著這項發展,她同時也是進步主義作家與扒糞記者(muckraker)。Mrs. Tarbell稱讚:「公眾越來越能意識到,我們正進行的(美國參戰)計畫是全國性的民主事業,如果個人或者社會想要投入一份心力,就必須要與華盛頓政府協力合作。」Mrs. Tarbell繼續說道:「除了我們正走向中央集權的方向外,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目前全國婦女正通力合作的行動。」[24]

可能因為Mrs. Tarbell是「主導者」之一,而非「被主導者」,而更加熱衷於這些事務。Herbert Hoover在婦女大會中提出,每一位參與分送「食品質押卡」的婦女都是食品保存局的代表。由於公眾對於食品質押的支持沒有預期熱烈,推廣食品質押的教育工作變成為婦女保存運動的重點。婦女委員會任命Mrs. Tarbell為其食品管理局委員會的主席,她不倦地組織活動,並代表該委員會投書各新聞與雜誌。

除了食品管制之外,另一項婦女委員會的重要任務是將全國婦女分配到各式無償或有償的戰備服務。國內每一位超過16歲的女性都被要求要填寫並繳交一份附有相關訊息的註冊卡,揭露個人曾經接受的訓練、工作經驗,以及希望工作的類別。如此一來,政府就會知道每一位婦女的技能狀況,從而讓政府與婦女之間的互助更加緊密。在許多洲內,特別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諾州,洲政府還設立了學校來訓練這些註冊者。儘管婦女委員會不斷聲稱這些註冊都是自願性活動,但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如Ida Clarke所述,洲政府發展了一套「創新又聰明」的方法來促進這項計畫:強制性的婦女註冊。

路易斯安那州長Ruftin G. Pleasant下令1917年10月17號為強制註冊日,並讓一幫子洲政府官員配合這項活動。洲政府的食品委員會則確保所有人都參與食品質押活動,洲學校委員會更將10月17號宣布為假日,讓教師能夠協助這項強制性註冊,特別是在鄉村地區。共計有六萬名婦女替路易斯安那州的登記活動工作,她們和洲食品保存局官員、教區的示範人員一起工作。在該洲的法國區,天主教神父在呼籲所有女性教友履行註冊義務上發揮了重要的個人價值。宣傳單在法國區中流傳,挨家挨戶地宣傳,婦女活動家在戲院、學校、教堂與法院等處發表敦促註冊的演講。人們被告知所有的回饋都將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任何阻力被提及。人們也被告知「就連黑人族群也對這個議題相當活躍,在黑人牧師的呼籲下有時也會參與白人的會議」。[25]

另一項婦女註冊與食品管制運動的助力,雖然規模較小卻更險惡,是由國會在1917年1月底於華盛頓舉辦的大型建設性愛國主義會議中成立的戰前婦女組織,也就是所謂的全國婦女服務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Woman’s Service, NLWS),該聯盟所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其職責後來與規模更大的婦女委員會重複。這兩個組織的差異在於,NLWS的組織結構與軍隊很相像。每一個地方工作小組都被稱為「分遣隊(detachment)」,聽命於「分遣隊長(detachment commander)」,區範圍與洲範圍的分遣隊會在年度「營會(encampment)」中集會,每一位女性成員都穿著制服並配戴組織徽章。具體而言,「所有分遣隊都接受標準化與體能化的訓練」。[26]

婦女委員會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愛國主義教育」。政府與婦女委員會認知到移民族群女性最需要受到這類指導,因此設立了教育委員會,由精力充沛的Mrs. Carrie Chapman Catt領導。Mrs. Catt清楚地向婦女委員會解釋這個問題:上百萬的美國民眾並不清楚我們為什麼參戰。Ida Clarke重釋了Mrs. Catt的意思:「我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以保護後代不受無良軍國主義的威脅。」[27] 假設美國「過分周到」的軍國主義不會產生任何問題。

Mrs. Catt接著說,冷漠與無知比比皆是,她提議動員兩千萬美國婦女,那些「社區中的情感凝聚佼佼者」,進行「大規模的教育活動」,來讓婦女們「熱心地參與,推動戰爭盡可能地快速勝利」。Mrs. Catt繼續說道,然而,她澄清自己呼籲支援戰爭之目的,是因為「不管這個國家想不想要」,我們都已經在戰爭中,因此,為了贏得戰爭,「犧牲」是必要的,「不管願意或不願意」。結束時,Mrs. Catt以單一論點作為總結,在所謂的必要性之外,將「終結戰爭視為戰爭」,是勝利的前提。[28]

婦女組織的「愛國教育」運動,主要目標是要「美國化」移民婦女,透過積極地說服她們(a)歸化為美國公民,以及(b)學「本國英語」。該運動搭配「美國第一」的口號,透過敦促移民學習英語、讓女性移民參加下午或晚上的英語班,來達成民族團結。這些愛國婦女組織對於保持這些移民的家庭結構也投以關注。如果孩子學英文,但父母卻沒有學英文,這些孩子將會藐視他們的父母,「父母管教與控制將會失效,整個家庭結構將被削弱。從而導致社區中的重要保守勢力失效」。為了保存「年輕人的家教」,「透過語言來美國化外國婦女成為迫切需要」。在賓州的Erie,婦女俱樂部會推舉「社區保姆(Block Matrons)」,其工作是去了解社區裡的外國家庭,並支援學校單位敦促移民學習英語,以Ida Clarke的話來說,這些社區保姆會「成為鄰居、友人,以及社區中外國婦女的傾訴對象」。大家都會想要聽聽獲得社區保姆關注之對象的意見。

總之,美國化運動的結果,如Ida Clarke的總結:「這個國家的婦女組織扮演了重要角色,將美國塑造為具有共通語言、共通目標、共通美國夢的國家。」[29]

政府與其婦女組織也沒有忽略了進步性的經濟改革。在1917年6月婦女委員會會議中,Mrs. Carrie Catt強調戰爭中的最大問題,在於確保婦女「同工同酬」。會議建議要成立委員會,確保勞動雇用不會違反「道德法則」,並讓限制(「保護」)婦女與兒童的法律能被嚴格執行。顯然,最大化生產力以備戰的這個目標有時候會變得次要。

全國婦聯工會(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s League)主席Mrs. Margaret Dreier Robins讚譽道,婦女委員會正在各洲組織保護婦女與兒童勞工之最低勞動標準的委員會,要求最低薪資並縮短婦女勞工的工時。Mrs. Robins特別警告:「過去有為數廣大的無組織婦女在勞動市場中以低於水準的條件就業,這些婦女多在那些美國化程度低、美國理想中最陌生的產業中工作。」因此,「美國化」以及動員婦女勞工這兩件事得齊頭並進。[30]



20 引述於Alan P. Grimes,《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an Suffrag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頁78。

21 Grimes,《Puritan Ethic》,頁116。

22 Ida Clyde Clarke,《American Women and the World War》,(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1918年),頁19。

23 Clarke,《American Women》,頁27。

24 同上,頁31。事實上,Mrs. Tarbell的扒糞活動,對象僅限Rockefeller與Standard Oil。她相當偏好摩根家族,她在1925年替US Steel的Elbert H. Gary寫的美化傳記,以及1932年替GE的Owen D. Young寫的美化傳記可以作為見證。

25 同上,頁277、275–79、58。

26 同上,頁183。

27 同上,頁103。

28 同上,頁104–05。

29 同上,頁101。

30 同上,頁129。Margaret Dreier Robins和她的丈夫Raymond基本上就是一對愛國主義的進步派夫妻。佛羅里達州出生的Raymond,是白手起家的成功掏金客,在阿拉斯加的荒野經歷神秘體驗後成為虔信佈道者。Raymond後來搬到芝加哥定居,並成為市政改革的領導者。Margaret Dreier和Mary兩姊妹出生於紐約的有錢社會名流,她們的家族資助新興時期的全國婦聯工會。Margaret在1905年嫁給Raymond Robins後搬到芝加哥,很快就成為該工會的長壽主席。Robins一家在芝加哥組織進步主義政治活動超過20年,並在1912年到1916年間成為進步黨的主要領導人物。一戰期間,Raymond Robins以俄國紅十字計畫領導的身分,參與了重要的外交活動。有關Robins一家,參Allen F. Davis,《Spearhead for Reform: Th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890–191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

有關婦女戰時作業與婦女選舉權,參選舉權運動的標準歷史:Eleanor Flexner,《Century of Struggle: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theneum, 1968),頁288–89。有趣的是,國家戰爭勞工局(National War Labor Board,NWLB)直接就接受「同工同酬」的概念,透過增加雇主的成本來達成限制婦女就業之目的。NWLB接受超額雇用婦女的唯一條件,是「雇用女性不再比雇用男性更加有利可圖」。引述於Valerie I. Conner,「‘The Mothers of the Race’ in World War I: The National War Labor Board and Women in Industry」,《Labor History》,21,(1979–80年冬):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