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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社會化醫療與經濟法則


組織犯罪|8. 社會化醫療與經濟法則

作者:Thomas J. DiLorenzo
譯者:吳莉瑋
圖片:bitzcelt via photopin cc

美國政府漸進地接管醫療體系的核心,是歐巴馬政府所通過的某項法案,最終不是將私營健保產業給趕出市場,就是把它轉變為「事實上」的國有產業。該法案在私營健康保險公司身上加了額外的稅項與成本,同時又成立表面上要和私營公司「競爭」的健康「保險」官僚機構。這些措施只是實現美國醫藥國有化這個社會主義夢想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實行得可好的。就像所有的政府壟斷,國營健保會以國稅局的惻隱之心加上國有郵局的效率來運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Milton Friedman 若干年前針對美國的醫療供應史做了研究。胡佛研究所在 1992 年發表的《 Input and Output in Health Care 》研究中, Friedman 點出美國在 1910 年時有 56% 的醫院為私立的營利醫院。但在政府開始資助公立醫院的數十年後,這個比例〔由 56% 〕掉到 10% 。雖然花了數十年,但政府最終在 1990 年初期掌管了幾乎整個醫療產業。極少數維持私營的醫院,因為受到大幅度的政府監管,也可以被視為是政府的附屬品。「私立」醫院經營者絕大多數的決策,都遵循著政府官僚法令,而不是照護病患這件事。

Friedman 的關鍵結論在於,政府擁有或者受政府控制的醫療照護,就像所有官僚體系一樣,會在器材、基礎建設、專業人員支薪等「輸入」增加的同時,造成醫療照護質量之「輸出」的減少。例如,醫療支出從 1965 年到 1989 年增加了 224% ,但每千人口的病床數「跌」了 44% ,病床使用率則減少了 15% 。在 Friedman 研究的 1945 到 1989 年期間,即使將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每一病患的均日醫療成本仍提高了幾乎 24 倍。政府對於醫療照護的干預增加,不僅減少了服務,還增加了天文數字的成本。

所有政府營運的官僚機構中都可以發現這種結果,因為市場反應機制在政府機構中缺席。因為政府不將獲利納入考慮,也就不會有獎勵優良績效與懲罰不良績效的可靠機制。事實上,在所有的公營企業中,與上述相反之情況真實上演:績效不良的單位在承諾他們會用更多錢來「做得更好」之後,一般都會收到預算增加的「獎勵」。

只要政府開始干涉,成本就會呈現爆炸性飆高,所有產業都是如此。政府在 1970 年預估 Medicare 的醫院保險( hospital insurance )每年「只會」佔 29 億美金。實際的支出為 53 億,政府低估了 79% 的成本。政府在 1980 年預估醫療保險成本為 55 億,實際支出超過預估額的四倍- 256 億。但是,政府在開始要接管任何產業時,總是承諾要「減少」成本。

政府為了應對自己制定之政策所造成的成本爆炸,進一步賦予自己在醫療照護產業中更多的權力,在 Medicare 的前三十年內就實施了 23 項新稅(參 Ronald Hamoway ,「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re 」,收錄於 Roger D. Feldman 編,《 American Health Care 》)。

所有的政府醫療壟斷都經歷成本與需求的爆炸性成長,不管是加拿大、英國或是古巴,需求爆量是因為這些國家的醫療照護「免費」(當然,這些事實上並非「免費」,成本都被隱藏在稅單裡。)。當某樣商品的價格為零的時候,消費者需求為出現戲劇性成長,醫療照護也不例外。與此同時,官僚作風的惡習也會造成逐年增加的龐大低效。當成本開始失控,讓那些原本承諾「減少」成本的官員臉上無光時,我們可以預期政客在那種情況下的通常作為:以「總額預算控制」之類的偽裝來對該產業實施最高限價。

最高限價總是在刺激需求的同時減少供給,從而造成短缺。無關價格的配給制度成為必要。這也意味著,政府官僚將無可避免地取代個人與其醫生,決定受照護之醫療資格、可供之醫療技術、醫護人員供給數等各種醫療資源之分配。換句話說,政府官僚以極權主義控制了產業。

所有實行社會化醫療的國家,都飽受價格控制下的醫療短缺之苦。譬如,某位加拿大公民因為車禍造成的三度灼傷而需要整形外科重建手術,平均手術等待時間快五個月。骨科手術的輪候時間也快五個月;神經外科手術是三個月;心臟手術要等超過一個月。(參 Baccus Barua 、 Mark Rovere 和 Brett J. Skinner 著,由菲沙研究所發行的《 Waiting Your Turn: 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 2011 Report 》)這就是美國醫院多年來湧入許多急需醫療照護、手頭較為寬裕之加拿大人的原因。

《紐約時報》在 2000 年 1 月 16 日一篇由 James Brooke 報導的「 Full Hospitals Make Canadians Wait and Look South 」中,提出許多加拿大社會化醫療體系造成之嚴重且危及生命的醫療短缺案例。例如,一位等待心臟手術的 58 歲奶奶,她與其他 66 位病人在蒙特利爾醫院的走廊上一起等待,電動門整夜開開關關,從零度以下的室外不斷帶進結霜。當時,她被列在心臟手術的「五年候診清單」上。

在多倫多,因為醫師短缺的關係,全市 25 所醫院一天之內就有 23 所醫院拒收救護車帶來的病患。在溫哥華,救護車還一度在停車場「堵塞」了好幾小時,當時救護車內還載著心臟病發而等待救護的病患。為了躲避工資管制,至少有一千名加拿大醫生與數千名加拿大護士離開加拿大到美國工作。 James Brooke 在《紐約時報》寫道:「很少有加拿大人認為加拿大的體制可以做為出口模範。」

加拿大因為價格管制所造成之短缺,也讓加拿大人難以取得醫療技術。以人均計算,美國有八倍的 MRI 儀器、七倍的癌症放射性治療單位、六倍以上的碎石儀器、三倍以上的心臟手術單位。光是人口約五百萬的華盛頓特區, MRI 儀器的數量就超過人口超過三千萬的加拿大(參 John Goodman 與 Gerald Musgrave ,《 Patient Power: Solving America’s Health Care Crisis 》)。如果美國繼續走這條社會化醫療的路,加拿大的現狀就是前景。